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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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记性不好。某个时期、某个人的相貌以及与他的相识相交，都像细沙一样从我记忆的筛网里不留痕迹地漏了出去，我只对那些排成重要而松散队列的“事件矩阵”留有记忆。在这个矩阵里，就像凝冻在古代松香里的昆虫，凝冻了一个个故人栩栩如生的象征性生命。在我的记忆中，被我抛弃的人对我而言，就跟那些活在我记忆中的死者相仿。我是个忘恩负义的记忆者。总有一个又一个人从混沌中显现，周围堆积着记忆的烟霭，如海藻一般；因此，我必须清除那些随旧日潮汐卷来、早将重要记忆掩埋的垃圾。关于我在青年时代生活在国外的那最初几年，大概我能列出上百个名字，有男有女，他们都扮演过“角色”——那时候我很喜欢他们，他们有时会在我的生活中扮演“决定性的”重要角色。他们中间有的人，曾跟我你死我活地打过架；今天，或许我能记起打架的场景，但已经说不出他们的名字。在那段时期，我结识了许多女人；其中包括跟我一起逃离法兰克福的那一位，但我已经连她的名字都记不得了。在我出国的早期，只有一个人活在我的记忆里，那就是女伯爵。后来，汉斯·埃里希就像一个影子，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在我们之间有过什么东西悬而未决，可能是种族差别，可能是畸形情感，我不知道。他也跟着我来到柏林。

法兰克福历险的女主人公留在了我的记忆之外，她在我记忆的堤坝上栽倒了。我没能爱上她，甚至对她不感兴趣。她大概是一位多愁善感、傲慢自负的女人，身材很高，头发金黄。在柏林，我把她安置在一个家庭旅馆里，后来就把她忘掉了。有一段时间，我给她写信或打电话，后来就胆怯地退缩了。她是突然与谁邂逅，还是返回了法兰克福？我不知道。我想不起她的名字，记不得她的眼睛和声调，只记得她的姿态，骄傲的相貌和修长、白皙的大腿。一段青年时代的爱情记忆，就这样由大腿、胳膊和动作组成。当面孔也浮现在肢体之间，说明青春期结束，男人期开始。

我在布吕切尔大街，在火车站对面的一栋红砖楼里租下一套公寓。火车站设在一座凌空高架、空空作响的铁路桥上，那栋居民楼让我联想到希特风格的匣子式建筑。楼里没有电灯照明系统。在木楼梯上每走一步，都会发出咯吱的声响；大多数住户都在黎明回家。那是一栋无产者聚居的公寓楼，住满了房客，房客们大都过着由柏林垃圾组成的夜生活。住在楼里的有跑堂、舞女和娼妓。我第一天去看房，就当即感到了神奇的本能。我本可以住到几条街之外，住到条件良好、我有能力支付的西部公寓小区里。但在第一时间，我就出于本能决定住到这里，住到点油灯、讲方言、每个人在别人眼里都有些鬼祟的柏林老区，午夜，警车刺耳的鸣笛在街巷里回荡。现在我已经明白了，我要在这里寻找的并不是大城市的地下浪漫，而是新奇。我寻找人的温暖、亲近和某种真实性。我痛苦于孤独，痛苦于那种造作的伪文化的孤独，那种孤独在我的成长期和后来不同寻常的法兰克福时期，都像某种特殊的氛围包绕着我，就像从原始物质上脱落的迈泰奥拉[204]。

在我周围漂满了浮冰状的孤独。这要比焦虑的孤独更严重：发自我的内心、我的本质、我的记忆。作家绝望的孤独，已经成为了生活态度。我“亲近过的”那些人，都处于同一个文化培养基内，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事业上前进或坠落，只相互发出光的讯号。在法兰克福，我们踮着脚尖走路，口齿不清、煞有介事地谈论玛丽·魏格曼[205]的舞蹈或共产主义。那一切都很有趣，令人眼界洞开，我自己也慢慢显得博学。空气里塞满了口号。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唯美主义者和哥特雕塑收藏者教会了我相似的口号，但是与此同时我意识到，我对现实一无所知。我觉得，我的脚必须踏回到地上。我必须凭自己的能力，以自己的方式获取经验。现实可以说无处不在，同时发生：无论是在书籍里，还是沙龙里，都跟在妓女们身上，在与我一同夜饮啤酒的健硕士兵们身上，跟在斯泰提纳·班霍夫街区我的房东们身上，跟在那些由于我递上一张印有威廉大街地址的名片而邀请我作为“外国媒体”成员晚上去赴啤酒宴的新任魏玛部长们身上没什么两样。我惶恐而决然地投身到洪水之中，以再自然不过的举止投身到女人的石榴裙下。我认为，她们跟这座城市的关系最为贴近。但是托马斯·曼和文学，通常来讲要比这个或那个女人对现实的了解多得多。在我看来，“现实”就像一篇不应该跳过又没完没了的“课文”，一开始读，就差不多要忘掉。

在我住布吕切尔大街那段时间，日子过得稠密，有股原始的味道。当女伯爵把我带到工人们中间，我不仅怀着各种各样的良好愿望，还带着研究的目的。工人们就这样生活。工人们的精神生活就这个样子。工人们喜欢读这位和那位作家的作品。现实中，工人们读各种各样的书，不仅仅读“革命”文学，他们中有不少人更爱读、最欣赏库尔茨—马勒[206]的小说。工人们对于道德、婚姻与爱情，也有着与我们的期待不同的思考，他们对革命的渴望也跟社会主义理论中所写的不同，他们当中肯定也有不少人根本不觉得世界革命有多么急迫。大部分工人满足地住在房子里，他们有收音机，预订报纸，去剧院看戏看电影，领失业救济金；尽管过得并不宽裕，但那些年在德国没有人会饿死。现实与我们的想象并不相符。现实情况看上去跟我们想看到的样子截然不同：有时更糟，有时更好，总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我更多意识到的是，人们深受普遍而可怕的神经症折磨，在这个方面工人们跟女伯爵或贵族们并无区别。“健康人”跟白象一样稀有；人们抱有深深的偏见，在三百年的天主教统治之后，德国人开始习惯于政治思考。在这些人的言行举止里有着某种机械和固执。只有在这里，公务员们戴十厘米高、硬邦邦的立领；在“自由”中有着某些他们并不知晓、难以忍受的东西无从解决，无可慰藉。

在柏林，刚开始的时候我逃避自我。我不去文学咖啡馆，不钻孤独的迷宫，不给熟人打电话。我在布吕切尔大街租赁房里隐居，就像一个逃债者。房间是一位经纪人租给我的，煤油灯照明，墙上挂着宗教题材的东西，地板上撒满绿色的粉末，由于房子里有许多蟑螂，所以撒了某种杀虫剂。在那之前，我从来没住过这样的地方。我搬进去后，整整四天没有出屋，我买来纸笔，昼夜“工作”。四天四夜，我写了一部戏剧，为此我在法兰克福已准备了一年。那部戏写得并不好，后来被一位经纪人买走了，在一座德国小城市的实验剧院上演，但遭到令人蒙羞的失败。那时候，“成功”对我来说并不那么重要。但是，我在柏林的前四天，第一次敢在生活中构建什么。从那之后，我十五年没有再碰戏剧，打消了所有尝试的念头。在柏林，在爬满蟑螂、点煤油灯的客房里，我头一次感觉到当一个人在凭空创作自己的某种想象时所能感受到的那种特殊的兴奋与揪心的责任感。某种并不完美但属于他自己的东西，某种从前、今后都不会有人为他代劳的东西。那是一种令人惊骇的感觉。第一次感受到它的人，多少会感到在生命中迷惘，失掉一切，不知道该怎样应对这种突如其来的生命感受。在四天四夜忘我的状态下——在某种冰冷和极度的忘我状态下，我坐在布吕切尔大街的客房里，密密麻麻写满了好几叠稿纸，随后将手稿塞进皮箱，试图忘掉这次尝试。我出门去逛柏林城。在我周围有什么东西活着并咚咚拍案，鼓励我工作。我感觉到力量、诱惑、巨大人群与机会。我生活的新阶段开始了，而且开始得并不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