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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弗拉姆听了这个故事后微微一笑，但是那一刻他似乎难以理解事情的关键所在，因为他也属于把“装备”理解为坦克和枪支的那类人。过了一会儿，他说：“啊，对了，我明白了。贝京说的是‘装备’武器，而你却从俚语方面来理解。确实挺好笑的。但是听我说，我年轻的朋友——”我们正站在一棵树两旁的梯子上，一边摘苹果，一边说话，但是中间有树叶挡着，因此看不到对方。“在我看来你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贝京和他那伙瞎吵吵的人的可笑之处，不在于他们使用‘装备’这个词，而在于他们用词的总体方式。他们把一切都划分成‘卑躬屈膝的大流散犹太人’和‘有男子汉气概的希伯来人’。他们没有注意到，大流散犹太人也在划分自己。他们幼稚地迷恋军事检阅、空洞的大男子汉气概和武器，完全是受隔离区影响。”

接着令我大为吃惊的是，他又补充说：

“那个贝京基本上是好人。他是个蛊惑人心的政客，一点不假，但他不是法西斯分子，也不是战争贩子，绝对不是，相反，他是个相当温和的人。比本—古里安要温和上千倍。本—古里安如花岗岩一样坚硬，而贝京则是用薄纸板做的。贝京，那么因循守旧，那么不合时宜，某种离经叛道的经学院学生，他相信，如果我们犹太人开始扯着嗓门叫喊，我们就和过去的犹太人不一样，我们不是待宰的绵羊，我们不是苍白无力的弱小动物，而是与之相反，我们现在是危险分子了，我们现在是令人害怕的群狼了，而后，所有真正的狩猎者将会惧怕我们，我们要什么有什么，他们会让我们拥有整个领土，他们会让我们掌管整个圣地，吞并外约旦，并且让整个文明世界尊重并羡慕我们。他们，贝京及其好友，一天从早到晚谈论武力，但是他们一点也不知道什么是武力，武力是怎么构成的，武力的弱点何在。毕竟，武力对于那些操纵它的人来说，也有着可怕的危险成分。那个斯大林不是曾说过宗教是麻醉人们的鸦片吗？嗯，听听我这个小老头怎么说吧：我告诉你，武力是统治阶级的鸦片。不光是统治阶级，武力是整个人类的鸦片。如果我相信恶魔，我要说，武力对恶魔具有诱惑力。实际上，我真有点相信。呢（那）个，我们说到哪里了？”（埃弗拉姆和他的一些加利西亚老乡总是发不好这个音。）“我们正在谈论贝京，谈你笑个没完。那天你笑他的理由不对，我年轻的朋友。你笑他是因为‘装备’一词还有不同的用法。呢个，那也罢了。你知道你真正应该笑什么吧？笑到地板坍塌？我告诉你为什么。你不应该笑‘装备’，因为显然梅纳赫姆·贝京确实相信，如果他当总理，所有人，整个世界，会立即抛弃阿拉伯一方，站到他这边来。为什么呢？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原因何在？因为他眼睛长得漂亮？因为他咬文嚼字？没准儿，是为了纪念杰伯廷斯基？你应该狂笑不已，因为那的确是政治，东欧犹太村落里那些游手好闲之徒颇为喜欢。他们习惯于终日坐在书房的火炉旁边，谈论那种政治。他们习惯于像塔木德老师那样挥动着大拇指：‘朽（首）先嘛，我们向沙皇尼古拉派一个代表团，一个重要的代表团，和他友好会晤，向沙皇承诺，为他安排俄国最最需要的地中海通道。’而后，我们请求沙皇作为交换，他该为我们向他的朋友威廉皇帝说句好话，于是我们的沙皇该让这个威廉皇帝转告他的好友——土耳其苏丹立即，无需争论，把从幼发拉底河到尼罗河的整个巴勒斯坦全部交给犹太人。只有当我们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全部救赎问题之后，我们才能根据感觉决定法尼亚（我们是这么称呼沙皇尼古拉的）值不值得我们信守诺言，让他拥有通往地中海的通道，嗯，咱们去把篮子里的苹果倒进箱子里，挪到下一棵树前。路上，我们可以看看埃里克或埃里尤什卡记没记住拿一罐水来，还是我们得前去向沙皇尼古拉投诉。”

一两年后，我们班已经在胡尔达轮流值夜班了，我们在准军事培训中学会了使用手枪。正值1956年西奈战争爆发前，埃及游击队在那些夜晚发动了报复性的袭击。几乎每天夜里，埃及游击队都要袭击一个小村子，一个基布兹，或一个城市郊区，炸掉有人住的房屋，朝人们的窗子里投掷手雷，在他们身后布设地雷。

每隔十天，轮到我看守基布兹的篱笆墙，离以色列—约旦在拉通的休战线只有三里远。我每隔一个小时都要偷偷潜入空无一人的俱乐部会所，听收音机广播。这是违规的。在一个遭围困的社会里，自以为是的英雄主义言论在那些广播中占据着支配地位，基布兹教育也是如此：称他们为“恐怖分子”、“阿拉伯突击队”、“敌人”或者是“渴望复仇的阿拉伯难民”。

一个冬天的晚上，碰巧我和埃弗拉姆·阿弗耐里—起执勤。我们脚蹬皮靴，身穿破旧的士兵工作服，头戴扎手的毛帽子。我们正踩着淤泥沿小卖部和牛棚后面的篱笆行走。发酵橘子皮被制成青贮饲料散发着臭气，与堆肥、烂草、羊圈里热气腾腾的气流、鸡笼里纷飞的鸡毛散发出的各种农业气息混杂在一起。我问埃弗拉姆他是否参加过“独立战争”，是否在30年代遇到过什么麻烦，是不是射杀过某个凶手。

我在暗中看不到埃弗拉姆的脸，但他沉吟片刻后回答时，声音中含有某种颠覆性的反讽，一种奇怪而挖苦的忧伤。

“凶手？可你又能期待他怎么样呢？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我们是天外来客，在他们的领土上着陆，并擅自进入他们的领土，逐渐接管了其中一部分，而我们却向他们保证，我们来到这里向他们慷慨施予各种精华——为他们治疗癣病和沙眼，将他们从落后、愚昧和封建压迫下解救出来——我们巧取豪夺攫得了他们越来越多的土地。呢个，你是怎么想的呢？他们应该感谢我们？他们应该走出家门，敲锣打鼓来迎接我们？他们应该把整个土地的门户拱手让给我们，只是因为我们的先祖曾经在这里居住过？他们拿起武器反对我们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现在我们狠狠地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成千上万的人住在难民营——怎么，你希望他们和我们同庆，祝我们好运吗？”

我大吃一惊。即使我已经与“自由”派和克劳斯纳家族的辞令拉开了很大距离，但是我依然是犹太复国主义培育出来的温顺成果。在那年月，这种思想被视为大逆不道。我目瞪口呆，我含着挖苦的口吻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