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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忍住泪水。无论如何,他不能当着我的面流泪。他终日坐在妈妈的旧椅子上,脸一天比一天阴暗,从守丧期的第一天起,他就没有刮脸,他点头迎接客人,等客人走时又点头与之告别。那些天,他几乎不说话,仿佛妈妈的死疗治了他打破沉寂的积习。现在他一连几天默默地坐着,任他人说话,谈论我妈妈,谈论书和书评,谈论政治转折。我试图坐在他的对面,目光几乎终日不离开他。每当我从他椅子旁边经过时,他就疲惫地拍拍我的胳膊或后背,除此之外,我们谁也不跟谁说话。

守丧期间及其后,妈妈的父母和姐妹没来耶路撒冷,他们在特拉维夫哈娅姨妈家里单独守丧,因为他们把灾难归咎于我的父亲,无法忍受看到他的面孔。我听说甚至在葬礼上,父亲和他父母一起走,妈妈的姐妹和她们的父母一起走,两大阵营没说一句话。

我没有参加妈妈的葬礼。莉莉亚阿姨,莉亚·卡利什—巴—萨姆哈,被视为研究一般情感尤以研究儿童教育见长的专家,害怕埋葬会对儿童心理产生不利影响。从那以后,穆斯曼家族的人们从未光顾过我们在耶路撒冷的家,父亲这边也没有去看过他们,或是建立任何联系,因为穆斯曼家族的怀疑令父亲受到了严重伤害。在那些年,我成了中间人。第一个星期,我甚至就如何处理妈妈的私人物品一事拐弯抹角地在中间传话,还有几次,我转交她的私人物品。在接下去的几年里,姨妈们经常小心盘问家里的日常生活情形,爸爸和爷爷奶奶的健康状况,爸爸的新妻子,乃至我们的物质生活状况,但是她们执意让我长话短说:我没兴趣听。或者:够了,我们听得已经够多了。

父亲一方有时也作一两个暗示,询问姨妈,她们的家人,或者克里亚特莫兹金的外公外婆,但我开始回答两分钟后,他就脸色蜡黄,十分痛苦,示意我就此打住,不要再继续详述了。当施罗密特奶奶在1958年去世时,姨妈和外公外婆让我转达对亚历山大爷爷的慰问,穆斯曼家族认为爷爷是整个克劳斯纳家族唯一心地善良的人。十五年后,当我把外公去世的消息告诉亚历山大爷爷时,他握紧双手,接着双手堵住耳朵,提高声音,与其说伤心,不如说愤怒,说:“上帝啊!他还年轻着呢!一个心地单纯的人,但是很有情趣!深沉!你呢,告诉那边所有的人,我的心为他哭泣!请你一定要这样告诉他们:亚历山大·克劳斯纳的心在为亲爱的赫尔茨·穆斯曼先生的早逝而哭泣!”

甚至在守丧期结束,房子终于清静下来,爸爸和我把门关上,只剩下他和我两个人时,我们之间也几乎没话,除了某些最为基本的事情:厨房门卡住了,今天没有邮件,可以用卫生间了,但没有手纸了。我们也避免目光相遇,仿佛我们都为做过的事情而惭愧:如果不那样,情形可能会好得多,如果我们能默默地惭愧,同伴对你一无所知,你对他也一无所知,至少会好一些。

我们从来没有谈起妈妈。只字未提,也没有谈起自己,也没有谈起丝毫与感情有关的事情。我们谈论冷战,我们谈论阿卜杜拉国王遭到暗杀、第二轮战争的威胁。父亲向我解释象征、寓言、寓意的区别,英雄传奇与神话传说的区别。他也向我清晰而准确地讲述了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的区别。每天早晨,即使在这些灰暗、阴沉、迷蒙的1月早晨,伴随着第一缕晨光,外面湿漉漉光秃秃的树枝枝头传来呆鸟爱丽丝可怜的歌吟:“啼—嗒—嘀—嗒—嘀”,但是,这个严冬,它没有像在夏季那样把该旋律重复三四次,而是只叫一次便默然无语。直至如今,直至我写下这些文字之前,我几乎就没有谈起过我的母亲,没和爸爸谈起,没和夫人谈起,没和子女谈起,没和任何人谈起。爸爸死后,我几乎也没有谈起他。仿佛我是个弃婴。

灾难过后几星期,家里乱得一塌糊涂。我和父亲谁也不收拾铺着油布的厨房餐桌上的残羹剩饭,我们把碗碟泡在洗涤槽的污水里,碰都不碰,直到连一个干净的都没了,我们才从里面掏出几只盘子、几把刀叉,在水管下冲洗干净,用完后放回已经开始发臭的一堆餐具上。垃圾箱塞满,味道难闻,因为我们谁都不愿倒垃圾。我们把衣服就近扔到椅子上,如果要用椅子,我们就干脆把椅子上的东西统统扔到地上,地上早已堆积着许多书、纸张、果皮、脏手绢和发黄的报纸。地板四周蒙上了一圈圈灰尘。即使厕所堵了,我们也不愿尽举手之劳。一堆堆污垢从卫生间流到走廊里,与乱七八糟的空瓶子、卡片盒、旧信封和包装纸混在一起(在《费玛》一书中,我多多少少这样描述过费玛的房间。)

然而,透过这层混乱,一种深深的相互体谅之情弥漫着我们冷清的家。父亲终于不再坚持给我规定作息时间,让我自己决定何时熄灯。而我呢,从学校回到空无一人、无人照管的房子,自己给自己简单弄点吃的:煮鸡蛋、奶酪、面包、蔬菜,还有什么沙丁鱼或金枪鱼罐头。我还给爸爸切两片面包,里面夹进鸡蛋和西红柿,尽管他一般早就在塔拉桑塔的食堂吃过了。

尽管沉默与惭愧,可父亲和我那时很亲近,正如上年冬天,一年零一个月之前,母亲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我和父亲犹如一对担架手,抬伤员攀上陡坡。

这一次我们相互扶持。

整整一个冬天,我们也没有开窗。好像我们怕失去房间里特别的气味,仿佛我们对彼此的气味感到舒适,即使气味变得非常浓烈。父亲一双眼睛下面出现了半月形的黑色晕圈,像妈妈失眠时那样。我会在夜间醒来,惊恐万状,窥视他的房间,看看他是否像她那样坐着,忧愁地凝视着窗子。但是父亲没有凭窗而坐凝视乌云或明月,他给自己买了台飞利浦牌小型收音机,带有绿灯,他把收音机放在床头,躺在黑暗中收听各种广播。半夜,以色列之音停止播音,收音机里发出单调的嗡嗡声响,他伸手调到了伦敦英国广播公司世界服务节目。

一天傍晚,施罗密特奶奶不期而至,带来了两盘特意给我们做的食物。我一开门,迎面所看到的一切,或扑入鼻孔的恶臭,令她惊骇不已。她几乎没说一句话,转身便逃。但是第二天早晨七点钟,她又返回来,这次带着两个清洁女工、大量清洁物品和消毒剂。她把作战指挥部设在院里的一条长椅上,对着屋门,从那里指挥大扫除行动,一连持续了三天。

就这样,家里变得井然有序,父亲和我再也不对家务活不闻不问了。雇了一个清洁工,每周来上两次。房子整个通风,打扫得干干净净,又过了两个月,我们甚至决定重新装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