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学评论家的肖像（第2/4页）

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这股狂热劲儿不断高涨。随着钟表的不停运转，文化变得越来越混乱。但是特纳博士在思想上站稳了脚跟。特纳的观点很明确，始终坚持走中间道路。对一切事物的发展及其重要性，他都采取了不偏不倚的态度。

诚然，他有一些不足之处。在文化领域，他并不总是站在战线的最前列。但是他能及时赶上。他总能及时赶上。如果有时候他的估计有一些误差的活，他总会及时加以更正；如果他犯了错误，他会像个男子汉似的勇敢地把错误忘掉。

看着他的成长会令人备受鼓舞。譬如说，1923年，他把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说成是“已经成为我们年轻知识分子的《圣经》，是一部污七八糟的百科全书”；1925年，他更加宽容地把该书说成是“我们年轻知识分子的《圣经》，该书不同于那一本真正的《圣经》，在于它自始至终写得非常沉闷”；1929年(瞧这个人！)，他把该书说成是“惊人的杰作，该书对我们年轻作家的影响超过了我们这一代中的任何其他作品”；1933年，伍尔西法官宣布了那个著名的决议，允许在合众国内销售《尤利西斯》(决议收在占有《双周刊》整个头版上的一篇值得注意的编者评论之中)，他把该书说成是“完整艺术性的一个辉煌证明……最伟大的一次胜利，它战胜了这个时代文学领域内一直受到严厉批评的各种顽固、褊狭的势力……”

同样地，当威廉·福克纳的一部早期作品刚一出版，特纳博士便发表了一篇编者评论，来阐明他对该作品的看法，标题为“低级趣味的派别”。他在文中写道：

既然脏话和腐败的言论几乎被使用殆尽，再在这方面花费气力只能使已经厌倦的读者失去兴趣。人们都非常希望我们的年轻作家逐渐对他们自己的畸形作品感到厌烦，转而将其才华运用在必要的实证基础上——我们敢于如此希望吗？——他们会不会把自己的才华运用在正常生活中呢？

然而，几年之后，福克纳先生的《圣殿》出版的时候，博士的观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把作者同坡[1]进行一番比较之后，他认为“他沉思的想象力……他可怕的死亡意识……他那激起人恐惧和极端恐怖的创作力，没有一位同时代的作家能与之相提并论”，他在评论结束时，含糊其词地告诉读者：“此人还能走得更远。”

情况就是这样，虽然特纳博士偶尔也会步调不一致，但是他总会在军士长发现问题之前纠正步伐。此外，他一旦冲到前面，就会勇敢、令人激动地向读者宣布他的地位，就像在某个初见的、令人难忘的美洲大陆首次隐隐约约地出现在海岸的那个瞬间，他自己站在船桅的瞭望台上高喊“啊！陆地”时一样。

这些作家都是博士更加大胆的发现；几位相对保守的追随者对他这样的大胆冒险行为感到不安；但是，他们用不着惊慌，因为博士在伸出脖子之前肯定已经安全地戴好了头盔：他对崭新、陌生的领域进行大胆出击之前，总会在两侧部署好防卫部队，始终把自己置于良好的保护之下。在比较熟悉的领域，博士会采用大胆的、激励人心的方式，勇往直前。他对乔伊斯、福克纳、艾略特和劳伦斯这类作家的赞扬往往会用稳妥的保留态度掩盖起来；甚至连德莱塞、刘易斯这类作家也给予了适度的抑制；在评价米莱、格拉斯哥、卡贝尔、内森、莫利这类作家时，他就会尽情发挥起来——用句俗话说，博士开始胡言乱语了。

奇怪的是，恰好在特纳博士自己热衷于划分的“安全”区域，他的判断往往很轻率，更容易出错。他的溢美之词往往使他陷入尴尬的境地：在他编者生涯的不同阶段，他曾这样评价过克里斯托弗·莫利：“我可以说，这几乎是继他的匹敌者查尔斯·兰姆之后，最令人愉悦的散文作品了。自蒙田以来，除兰姆之外，没有哪位散文家堪与之相媲美。”至于埃伦·格拉斯哥，他说：“他不仅是当今最伟大的小说家，而且是自小说问世以来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在谈到那位女作家的诸多作品时，他说：“……从整体来看，简直就是一幅描绘整个社会的画作，形式多样，范围广泛，除了《人间喜剧》之外，再没有什么文学作品可与之相提并论了。在其完美的形式和风格方面，这些作品达到了无可挑剔的艺术水准，巴尔扎克拙劣的才华无法做到这一点。”他把罗伯特·内森作品中的奇思妙想说成“……真正的才华所在。再没有别的字眼可以阐明这种才华了，就连巴里[2]也没有这种才华，这在我们的语言中是无与伦比的，或许只有《仲夏夜之梦》中那些描述可爱精灵的蒂塔尼阿和奥伯朗[3]的场景除外”；就卡贝尔先生在他那个世外桃源之地的怪诞游历，他说：“……我们最伟大的讽刺家……最伟大的散文家……或许是我们唯一的纯艺术家”；在谈到那位写了南美洲一座大桥的年轻作家时，他说：“一位伟大的作家……肯定是年轻一代中涌现出来的最伟大的作家。那本书！啊，多好的书啊！一本值得收藏的书，一本值得珍爱的书，一本值得反复拜读的书；那是一部应该和《战争与和平》《堂吉诃德》《白鲸》《天真汉》共同摆在书架上的书……此外，我们绝大多数年轻作家的作品被沉闷、可耻的现实主义所影响；而这本书却丝毫没有沾染这种习气，所以从本质上来看，它极具美国特色……就像华盛顿、林肯或者落基山属于美国一样，因为这部作品包含了我们这个民族的两个基本特征：在爱情中求民主，在民主中求爱情……”

有时候，这个世界会变得冷酷无情，需要说明的是：就在这些溢美之词发表多年之后，它们仍原封不动地埋葬在《双周刊》的过刊中，它们和大多数引发这些言论的作品一样掩没在岁月之中。很多年后，它们却被一些存心不良的人怀着残酷的乐趣从尘封的刊物中挖掘出来，此事虽令人伤心，但并不会令人吃惊。于是，博士只好假装不知道那些言论，或者只好硬吞下去，在各种形式的食物中，这可是最难下咽、最难吃的了。

不过，总的说来，博士的经历是顺利的。有时候，海上会迎来狂风暴雨，大浪滔天，但是那艘坚固的特纳号却经受住了风雨。

3

在他的追随者中，有些人的审美趣味十分保守，因此，他们对博士宽泛的审美情趣深表痛惜。在那些反对他的人中，有些人十分刻薄地说他想扮演一个老好人的角色，还说特纳[4]这个姓对他来说不仅恰如其分，而且是必然的，还说他的经历好像一把螺旋形开塞钻，要是拐一下弯，它就会在返回时撞上自己。特纳博士对这两种人作了简单、威严、全面的回答：“在文学这个共和国内，”他说，“我是个卑微的公民。我感到高兴的是，这里没有宗派，没有集团，或者说没有阶级差别。这才是真正的民主，或许是现存的唯一民主了。只要我荣幸地属于这个共和国，那么无论我的地位多么低微，我都希望能体现出自己的价值，使自己保持开阔的视野，看到事物的各个方面。”这番简洁、不失尊严的言论有效地回答了那些批评特纳博士的所有批评者，这要比任何措辞激烈、长篇谩骂有效得多。博士所在编辑部的同事彼得·比尔克——多年来，他用笔名凯尔内姆·迪格发表了自己每周探索曼哈顿、布鲁克林和霍博肯[5]未知角落里的异想天开的经历，以博取《双周刊》读者的好感——人们称他为“老淘气鬼”，他的那些报道也因这个亲切的称呼变成了不朽之作；老淘气鬼根据博士的言论为他起了一个绰号——“臭老九”——这个绰号现在已经在他的熟人和那些最喜爱他的人中间广为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