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3/6页）

将军和夫人也在洛杉矶安顿下来。担保将军的是一名美军上校的嫂子，上校曾是将军的顾问。将军一家没住别墅，租住一栋平房。住地虽挨着好莱坞，但像是这个城市肚皮上的赘肉，显不出贵来。我写信告诉姑妈，接下来几个月，每次去看将军，总见他陷在沮丧哀伤的泥潭里，不能自拔。他没有工作。虽然他的前手下依旧称其为将军，实际上，他已不再是将军。他喝的啤酒、红酒，廉价不说，牌子也杂，实在有损将军颜面。他心绪难平，时怒时哀，让人联想到理查德·尼克松不久前的表现。有时，他情绪糟到要背过气去，我担心，非得对他实施海姆立克氏急救(4)不可。他的情绪倒不是缘于无所事事。原因出在夫人。夫人为子女找学校读书，夫人写房租支票，夫人买这买那，夫人烧菜做饭，夫人洗碗刷碟，夫人冲洗厕所，夫人找教堂做礼拜。一句话，原本由仆人打理的各种既贱又烦的家务，夫人单个扛了下来。要知道，过去，夫人过的可是金枝玉叶般生活。很快，夫人成了家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独裁者，老黑着脸。将军纯粹成了摆设。他像动物园里经历中年危机而雄风渐逝的公狮，只能时不时冲子女吼上几声。这种生活维持了大半年，夫人的耐心终于透支到了极限。夫人与将军之间一定有过交流，只是我不知道罢了。这不，四月初一天，我收到将军邀请，参加他在好莱坞大道开的一家酒类专卖店开张仪式。店铺所在地可是美国国内收入署(5)的收税热地。这说明，将军终于屈尊，不得不遵守美国梦的一条基本要义：不仅必须谋生，而且，为了谋生，必须有所付出。这就像我在东方研究系里做的事：有时要唱唱黑脸。

若有学生来找系秘书或系主任投诉，我得先替他们挡驾。有的学生虽与我从未谋面，但能叫出我的名字。我在这所学校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名人。原委是这样：学生的报纸登了一篇介绍我的文章，说我毕业于西方学院，在校时是系主任得意门生，上了学院荣誉学生名录，是校史上唯一越南校友，如今是获救的难民。文章还提及我的从戎经历，虽然，内容与事实颇有出入。“你那时做什么？”青涩的校报记者问道。他是个大二男生，一惊一乍，戴着牙箍，拿着一支嵌有他牙印的黄色二号铅笔。“当时，我是军需官。”我告诉他，“很无聊的工作。也就是负责跟踪了解各种供应配给情况，确保部队不缺衣少靴。”“这么说，你从没杀过人？”“从来没有。”即便我跟他说的其他话是胡扯瞎编，这点属实。大学校园不是跟人说我从军从警经历的地方。我先在越南共和国陆军部队服役，一个步兵军官。从那时起，我跟随当时还是中校的将军。后来，他被擢升为将军，再后来，掌管国家警察总局。国家警察总局，某些方面，需军队式管理，将军便带上了我。别说在国家警察总局政治保安处工作过，哪怕说目睹过战斗，就是现在，在多数大学校园里，也很敏感。我在西方学院读书几年间，校园和外界一样，反战情绪如同宗教复兴的狂热情绪，如火如荼。当时，在西方学院，在许多其他大学，“Ho，Ho，Ho”，这个人人皆知的圣诞老人的标志性笑声，变成了流行口号“胡——胡——胡志明(6)，越南解放民族阵线必胜！”的前奏。当时，我真羡慕那些学生，他们可以不隐藏政治热情，而我不得不将政治热情埋在心底，扮演越南共和国(7)良民角色。然而，这次回到校园，我发现新一代学生已不像前辈，对政治或世界局势已没有兴趣，不再天天看报纸或电视上关于残暴恐怖事件的报道，眼神也显温和。假如他们真的看到这类报道，作为以“保护一国则须摧毁之(8)”为行动圭臬的民主国家的公民，不会不感到自己负的责任。最重要的是，因为没有被征入伍，他们不再过着生命没有保障的生活。因此，校园回归了本该有的状态：平和宁静。打破校园宁静的只有偶尔噼噼啪啪击打办公室窗棂的瓢泼春雨。我的薪酬最低，工作零碎，如同杂烩，得接听电话、为教授们敲打手稿、整理归档文件、替人取书，除此之外，还要帮助索菲亚·莫利女士，这位戴镶有仿钻莱茵石、角质边框眼镜的秘书。其实，所有这些事情，让学生来做再合适不过。让我做它们，等于慢性自杀。更难过的是，莫利女士似乎还不怎么待见我。

“你从未杀过人，这点很好。”我与莫利女士见面后不久的一天，她说道。她的钥匙链上挂有一个象征和平的小物件，晃来荡去，表明她同情越共。不止一次，我很想找人说，我是越共，是左派同情者，是为和平、平等、民主、自由、独立，总之，为所有我的人民为之牺牲、我为之潜伏的崇高事业而战的革命者。“话又说回来，你若真杀了人，”莫利女士说道，“也不会告诉任何人，对吧？”

“换了你，你会说吗，莫利女士？”

“不知道。”她扭动很女人的臀部，转动椅子背朝向我。我的办公桌很小，被塞在角落里。在办公桌前，我装得很勤奋，倒腾着各种文件、记录。一天工作八小时呐，不如此，手上的活可不足以打发如此漫长的时间。也是坐在这张办公桌前，我让学生记者拍照。我知道，我会上校报头版，一口黄牙在黑白照片里会显得很白。我尽量模仿牛奶包装盒上印的第三世界小孩的样子。美国各个小学都供应这种包装的牛奶，目的是用照片激发小学生的同情心，教他们懂得一分一角地攒钱救助穷苦孩子，能让他们吃上热腾腾的午饭、打得起疫苗。说实话，我真心感激！可是，我自己也是不幸的人，有时禁不住思忖，离不了美国人慈善救济，是否就是因为我伊始便接受了美国人援助呢？我怕被看成是忘恩负义的人，想方设法地制造忙着工作的动静，但又得把握火候，让穿牛油果绿涤纶宽松长裤的莫利女士听着开心但又不至于烦心。我时不时还要替办公室跑跑差，或被系主任叫到紧邻我们办公室的他的办公室。每逢这时，我才搁下假模假样忙着的工作。

东方研究系没有一个教师了解我的国家，因此，系主任很喜欢拉我长谈越南文化和语言。他的年纪在七十与八十之间晃悠，喜欢窝在办公室里。装饰小巢的羽毛是书、论文、摘要，还有一辈子潜心研究东方而积攒下来的小玩意。办公室墙上挂有一幅考究的东方风格挂毯。我猜想，他原本可能想挂一个真正的东方人，后才用挂毯取而代之。办公桌上立有一个进门就能看见的镀金相框，框着一张全家福照片：他、他小天使般的棕发儿子和他的亚洲太太。他的太太年龄介于他年纪的一半与三分之二之间，严格说，不算漂亮，不过，因为有系蝴蝶结的系主任在身边衬托，想不显得漂亮也难。她的脖颈给猩红色旗袍领口紧紧勒住，将本该漾在脸上的一波笑勒挤到两片像霜染的嘴唇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