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第2/5页）

我呷了口苏格兰威士忌，掩饰着咽下了因条件反射而起的口水。“像在国内，将军，在这里我们也泄露消息。看这张照片。我们在做什么，照片上这些人多少知道。桑尼只需拎个桶，到他们中转一圈，这里接一滴，那里接一滴，很快就能得到一两杯情报。”

“毫无疑问，你是对的。”将军说道，“我们可守住情人，就守不住秘密。这话——”他敲敲报纸“——听起来很美妙，对吧？和解，回归，重建。谁不希望那样？可谁因此最受益？共产分子。至于我们，回去后极可能被一颗子弹打进脑袋，或被关起来接受长时间的再教育。这就是共产分子口中的和解、重建的真正意图，就是除掉我们。这个记者趁机向可怜的人民兜售左派思想，他们太想看到哪怕一丁点希望。他越来越捣乱了。莫非你不这么认为？”

“的确如此。”我伸手去拿酒瓶，说道。酒瓶像我，半空半满。“记者要是独立，就总捣乱。”

“我们怎么知道，他只是一个记者？当年，西贡记者中有一半同情共产分子，还有相当一批是共产分子。我们怎么知道，不是共产分子早早派他来美国，任务就是在我们来美国后，监视我们、瓦解我们？你上大学时就认识他，他那时表现得如此同情共产分子吗？”如果我答没有，将军过后从别人那里听到完全不同的答案，我可就处境堪虞。因此，唯有肯定。将军听后，说道：“你是我的情报官，可提供的情报不多啊，对吧，上尉？我第一次见他时，你为什么不提醒我他同情共产分子？”将军很不满意，摇着头，“你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吗，上尉？”我的问题可以列一条长长的清单，不过，干脆回答不知道为好。“你同情心太重。”将军说道，“比如少校，因为他胖，你同情他，没看出他是个危险分子。现在这份报纸又证明了，你一直故意视而不见这个事实：桑尼不仅是左派激进分子，而且很可能是共产间谍。”将军眼神冷峻。我的脸发痒，但不敢抓挠。“该做点什么了，上尉。难道你不这么认为？”

“是的。”我喉咙干涩，应道，“也许是该做点什么。”

接下来几天，我很空闲，琢磨着将军语焉不详的要求。毋庸置疑，一个人总该做点什么。桑尼的报纸登出一条广告：拉娜将在一部名为《幻象》的时俗讽刺剧里既演又唱。这为我提供了做点什么的机会，虽然将军要求的“该做点什么”，很可能与此了无关系。无论如何，我需要休假，即便短如一晚暂时脱离紧张孤独的地下工作。对于习惯黑暗的间谍，观看夜间演出正是理想之选。我本以为很难说动邦去看《幻象》、听魂牵梦绕的祖国音乐。没料想，邦答应得倒也爽快。他已决意赴死，反倒终于有了活力。他甚至让我给他理发。为让头发顺滑光亮，理完发，他给抹了不少百利护发霜。头发因此又黑又亮，可与我俩穿的皮鞋媲美。一路上，邦和我听着滚石乐队歌曲。车内弥漫着百利护发霜与古龙香水气味，雄性得令人陶醉。车一路往西奔往好莱坞，不止于此，更是回到了一九六九年前后，我从美国返回后一段在西贡花天酒地的日子。当时，邦和敏还没孩子，我们三人在西贡的酒吧、夜总会挥霍着每一个周末。青春若不被挥霍，怎能算是青春？

或许，我可以说，因为少不更事才与邦成为朋友。是呀，一个十四岁孩子，受什么驱使，竟一起切开手掌心、成为结义兄弟？更要追问，是什么让一个成年男人还坚守年少时的誓言？较之于年少时稚嫩的理想甚至幻想，成年后的思想与政治信仰，这些所谓成年后所得的熟果，难道不更加重要？说到这，允许我提出一个观点：我们成年后，便不再有年轻时的愚妄言行，其实这是损失，因为，愚妄言行里可有真或部分真的东西。不妨看敏、邦、我三人最初如何结识结义。地点在中学足球场。我是新生。年龄比我大、个头比我高的学生，横行霸道的高年级男生，围着我，打算拿我复制一幕自人类文明以来便不断上演的场景，强者戏耍凌辱弱者或异类。我的确异于他们，但绝不是弱者。这点，很久前痛打骂我“不自然”的村里小丑时，已得到证明。我狠狠教训过小丑，但也没少挨其他人打。因此，一旦动手，也不惧输。当时，出乎意料，另一个男孩，也是新生，从围着看戏的男生中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你们这么做不对。不要把他从我们当中分开。他和我们是一起的。”一个高年级男生很不屑。“你是什么东西，敢说谁谁和我们是一起的？再说，你又凭什么觉得你和我们是一起的？马上滚开。”敏没有“滚开”，结果，先挨了一记耳光，被扇得旋了一圈。我一头撞向扇他的高年级男生的肋骨，将他撞倒在地，骑在他的胸口上，连着两拳砸去。他的一伙跟班扑了过来，我和敏以一敌五。我疯似的还击。我清楚，围观的男生们也清楚，我肯定会完蛋。但为什么邦能不惧一切，毅然站到敏和我这边？他也是新生，但和高年级男生一样高大，尽管如此，也寡不敌众。他先一记重拳，再横着一肘，接着猛劲一推，连撂倒三个，但很快被对方一群人拽倒在地。我们三个遭脚踢拳击棍打，遍体鳞伤，周身见血。我们没觉痛苦沮丧，反倒兴奋莫名！因为我们三个通过了一场仿佛命里注定的考试。这场考试将我们与欺凌者分离开来，将我们与胆小鬼分离开来。当晚，我们溜出宿舍，到了一片罗望子树林。在枝繁叶茂的罗望子树下，我们用刀切开各自手掌，让自己的血与认定亲过亲人的伙伴的血相融，一起盟誓。

实用主义者或彻头彻尾的实利主义者，会无视我的这段经历，把我的情感当作多愁善感。但于我，它表明，我们三人在那个年龄便如何自我定位，如何定位对方。我们还是孩子，便本能知道要做保护弱势的人。邦和我久未谈起这段经历。我俩唱着年少时的歌前往目的地罗斯福酒店。一路上，我感觉，中学那段经历已融入我的血液，也融入了邦的血液。黑白片时代，罗斯福酒店曾是好莱坞大道上名流荟萃的重地，现在，像默片年代的明星一样不再时尚。破旧地毯盖着破旧地板砖；出于某种考虑，大堂摆有各式牌桌、椅子，细长的桌子腿、椅子腿看似鹤的腿。我本以为在这里能见到好莱坞曾经风光一时的人物，比如，系蝴蝶领结、穿粉蓝色上装、大腹便便的成人片制片人，再比如，他们牵着的珠光宝气、上半身熠熠闪光的女士。但看穿着，最好的竟是我的同胞。《幻象》演出地点是酒店一个宽敞的休息厅。往休息厅这段路上，同胞都一身行头有穿缀亮片衣服的，有穿涤纶衣服的，精神焕发。其他一些观看演出的人，估计是酒店住客，穿的则是彩色格子衬衣和运动鞋。装束很随意，胡子拉碴；他们没一个有伴，若说有“伴”，也就是其中一个带了个氧气瓶罢了。我们凡事后人一步，比如，很明显，此刻这些越南人打扮得风光，却没赶上好莱坞以及这家酒店的风光时刻，那些时刻已成过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