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大桥（第2/3页）

每当我想起外祖父在那个塔上，思绪便将我猛拉回那个关于我自己的相似的夜晚。那天晚上的记忆始于我正沿着一个墓穴的窄窄通道向上爬，我知道前方有个高石墙的缺口，我可以从那里进入吉萨高原（Giza Plateau），它位于开罗市郊，有大片保存完好的自然沙漠和人工山丘。然而，当我出了墓穴置身沙漠，我发现自己无处容身。这时我离胡夫金字塔（Great Pyramid）大概有几百米，我开始快步行走，途经一些家用帐篷，这些住家白天会向游客租赁一些毛发蓬乱的马和叫声滑稽的骆驼。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几只狂吠的狗，它们向我跑过来。"Emshee!"我用一个在埃及待了一年所学的屈指可数的阿拉伯单词喊道，“走开！”它们跟我保持着距离，并在我快到高原顶端时溜走了。

吉萨金字塔群（Giza Necropolis）包括六座金字塔，但只有三座最大的可以称为“大金字塔”。而这三座中最为宏伟的那一座，就是人尽皆知的“胡夫金字塔”。它果然名副其实，其壮丽根本不能用任何照片体现出来。你在毕生所学中积累的一切，关于它的概念和用途，你所了解的建筑，你对它形态、位置、形状和规模的笼统知晓，在你看到大金字塔的那一刻，瞬间都消失了。

但这并不能让我们忘却金字塔长期所遭到的破坏。这种破坏始于7世纪时伊斯兰对埃及的入侵，那时金字塔两侧和台阶上光滑的白色石灰外壳被剥取下来，用来建造清真寺。而对金字塔的后续破坏可谓是“用心良苦”。现代埃及人不再有意地毁坏国家的奇迹；他们只是为其附上了一些全然没必要的赘饰（看看那些陋不可堪、叮叮当当的骆驼就知道）。比如胡夫金字塔吧，其地基右侧有一座破旧不堪的博物馆，在那里蹲了12年，现在岌岌可危。看看那博物馆，还有他背后立着的雕像，我无时无刻不在叹惋，人们对建筑和工艺的掌握，在过去的4500年退化得令人吃惊。

还有那些灯光秀。每天晚上的8点，埃及文物最高委员会（Egyptian Supreme Council of Antiquities）就会在吉萨高原上制造一场迷幻景象。几百个外国人坐在狮身人面像（Sphinx）下面的一个竞技场里。在接下来45分钟里，游客会看到可笑的平克·弗洛伊德式的镭射灯和闪光灯，它们的光线投向胡夫金字塔一侧，同时出现阿滕伯勒（At-tenborough）腔调的解说和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干冰烟雾。

不过那晚，我还得感谢这份俗气。我将自己的冒险定于当晚灯光秀的开场。开场后，我看到镭射和闪光投在胡夫金字塔的南端，于是我从西侧跑向金字塔。我希望灯光秀能让那些在高原上巡逻的守卫分散些注意，或者让他们感到有些晕眩，我抵达金字塔之后，便立即登上第一级石块并开始了攀登。每一块石头约有四五英尺高，每个突出处大概两到三英尺宽。我迅速向上爬，目光尽力向上看。金字塔占据了我绝大部分视野，而其边缘是颤动着的异色天空。

在10分钟之后，我到达了最后一级，那里紧挨着塔尖，离沙地455英尺。在失去那石灰护鞘之前，大金字塔的尖端本就是个小金字塔，据传是纯金打造。但现在其顶端是个大约边长15英尺的方形平台。在其顶部的中心还有一个毫无必要的丑陋装置：那是一个大的金属三脚架，由螺栓固定在石头里并瞄准天空，旨在提醒下面那些观看金字塔的人们，它曾经的确是尖尖的。我爬上塔顶，伏低身子以免灯光秀的观众看见我。然后我躺在石头上，抬头望着那悸动着的天空。

那时我在埃及已经一年多，那天晚上是一种自我意识的庆典，是一个用来追忆自己归属何方，以及思索自己身向何处的时刻。那时我24岁，个人履历简直是个笑料。我大学毕业时拿的是美国历史学位，主要是由于我认为其他学位诸如英语、经济学、社会学等，似乎太形而上了，我的大脑在这方面蠢得离谱。上大学以后，我尝试了不同的工作。我曾在马萨诸塞的沃特敦（Watertown）为商场打折日搬过家具；也在缅因州（Maine）东北部的码头餐厅（Docksider）为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当过侍应生；而在我攀登金字塔之前的六个月，我在一家起着美国名字，实际上由科威特控股的企业工作，那个公司名叫圣达菲国际公司（Santa Fe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我在其驻开罗的办事处教埃及石油工人学英语。我搬到埃及纯属心血来潮，是受到劳伦斯·德雷尔（Lawrence Durrell）《亚历山大四重奏》（Alexan Dr.ia Quartet）的启发，那是套错综复杂的系列小说，从四种不同角度述说了同一个故事。四重奏的主角之一就是个英语老师，他在埃及经历了一系列浪漫的冒险，而我也设想着同样的事。除此之外，我对自己的生活一片茫然。在我动身之前，若有人问起，我的惯常回答是去给一个家具工匠当学徒，尽管我对木工活儿既无兴趣、也没天赋。

但在攀登金字塔的前几个月，我开始做一些和之前工作感觉完全不同的事。我开始写作。那些上我的课的埃及工人，在他们的假期发动了一场消极抵抗运动，拒绝去上课。而就是这件事，让我可以待在一间能够俯瞰尼罗河的空空会议室里，白白领着工资。如此我便有了许多闲暇时间，可以用来写长长的家书。最终，我决定将一封本要写给祖母的信投给了一家名叫《中东时报》（Middle East Times）的三周刊，这篇稿件是有关于某天我在尼罗河上发现了一具尸体的事。我决定将下一个目标定为《纽约客》（New Yorker）的开罗专刊，那是一本名为《今日埃及》（Egypt Today）的光面纸质月刊。我走进该杂志的办公室，要求找个编辑谈谈，然后在离开时得到了个活计：关于开罗公共广场的雕塑特写。

回想起来，那可真是个听上去无聊透顶的想法，后来编辑告诉我，她将相同的任务派给了好几十人。这就是一种敷衍的套路，而我为之竭尽所能。我带着笔记本漫步在整个城市，以搜集到尽可能多的信息，在此之前，我对这个主题一无所知。最终我的小文件袋里塞满了特写：为雕塑做清洁的人；睡在埃及著名诗人纪念碑旁的人；在视察其使馆旁边那座何塞·马蒂（José Martí）胸像的安装情况的西班牙外交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这家杂志采用了我的故事。不仅如此，他们正值人员短缺，因此任我为全职作者。当时我与石油公司的合同马上到期，我原计划回到美国。我一直想着回到搬家公司，要让自己从搬运工升职成为司机。而《今日埃及》的录用令这些计划都悬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