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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尔顿与伯林盖姆的通信，主要是处理他经常去生活研究所进行客座演讲的调度问题，并没有提到两所老旧疗养院的紧张关系。我因为碰壁而感到有点儿气馁，我又翻了翻盒子里的其他文件，这次我的目光被富尔顿和一个名叫保罗·布西（Paul Bucy）的人的信件给吸引了。

保罗·布西是芝加哥大学的神经外科医生，也是位神经病理学家，20世纪20年代末，他在耶鲁大学富尔顿的实验室，以一个博士后的身份工作了六个月。两人继续保持着联系。而随着他们关系的加深，他们的信件之间有了一种轻松愉悦的随性与温暖的感觉，那是富尔顿其他的信件里所欠缺的东西，他的信件一向非常简练。布西不像是科学界的许多人，他并不那么敬畏富尔顿，倒是愿意对他敞开心扉，直言不讳。比如说1948年，布西致信富尔顿，建议他将《运动皮层中枢》（The Precentral Motor Cortex）一书再版，这本书由布西编辑，其中包括富尔顿和其他作者各自负责的一些章节。这封信是征询富尔顿修订版本意向的一个样本文件。这是一封群发信函，所以收信人那里填着“亲爱的医生”，而底部是一张邮票，而非确切的署名。富尔顿立刻回信道：

我收到你那盖着橡皮图章的该死的信了，是关于你那本《运动皮层中枢》的专著再版的事儿。我的天哪，真有那么多人为你写文章，多到你不能写封亲笔签名的私人信件吗？你真是太年轻了，根本不懂这世态炎凉。如果我没那么喜欢你，我压根儿不会回这封信。

而布西犀利地写了封手写回信：

亲爱的约翰，感觉你朋友太多啦，多到你可以随便地无端羞辱那个仅存的，最忠于你的家伙。但相信我，我会一直都在，你最真挚的，保罗。

也难怪他们会变得那么亲密。因为他们科学的旨趣是一致的：他们俩都是损伤法的狂热信徒，都坚信阐明大脑机能的最佳办法就是损毁其中某些部分。跟富尔顿实验室里的大多数人一样，布西当时也参与了不少灵长类动物的神经损伤实验，“我还不知道有任何其他人，像你一样在六个月里完成了那么多工作，”富尔顿曾经写道，“或者说用了那么多猴子。”而后来布西离开了实验室，他依然在做着同样的事，就是以服务于科学的名义，解剖着猴子的大脑。他曾在芝加哥大学与一位志趣相投德国神经学家合作，这位神经学家名叫海因里希·克鲁尔（Heinrich Klüver），他们在活体解剖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在1937年的美国生理学学会（American Physiological Society）的会议上，他们的事业达到了鼎盛，并且他们宣称，他们的成果是“动物实验中，最具轰动性的行为变化”。

他们的这项突破几乎完全是事发偶然。像许多脑科学家一样，克鲁尔非常痴迷于能改变精神状态的物质。这种痴迷已经不局限于临床：克鲁尔常用自己作为实验对象，摄入大剂量的各种药物，然后做大量的记录。他选择麦斯卡林（Mescaline）[4]作为致幻剂，并招募了布西帮他调查其对神经系统的精确影响。当克鲁尔发现，任何灵长类动物在麦斯卡林的作用下都会产生强迫性咀嚼动作时，他想出了一个简单粗暴的实验方法：他向猕猴注入药物，随后布西切除了它一部分的神经系统。若是某个区域被切除后，咀嚼动作停止，那么这便会作为证据表明，这里是麦斯卡林作用的特定区域。

布西最开始切除了三叉神经。这并没有什么影响。接着他又定位到面部神经。产生幻觉的猴子继续强迫性咀嚼着。三叉神经和面部神经损伤同时发生，也并不会起什么作用。最后，基于一种模糊的假设，即麦斯卡林所致的咀嚼动作在病因学上解释为，颞叶癫痫导致病人产生嘴部的痉挛性运动，布西打开一只名为奥罗拉（Aurora）的猴子的头骨，把她两侧的大部分颞叶都去掉了，包括海马体、沟回和杏仁核。

而这次依然没有令奥罗拉的咀嚼动作停止。

不过，那种做法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奥罗拉立马产生了布西和克鲁尔所谓的“精神性失明”。他们写道，那只猕猴“似乎没法用视觉来识别事物了。她在饥肠辘辘时面对着一堆东西，比如说梳子、胶木旋钮、葵花籽、螺丝、棍子、一块苹果、一条活的蛇、一片香蕉或一只活老鼠，她都会不管不顾地拿起来。不管什么都先送到嘴里，发现不能吃再给扔掉”。奥罗拉还产生了一种典型的、更加稳定的情绪性影响，同时还伴随着一种对丧失的恐惧，并且“性唤起增加，其形式涉及异性恋、同性恋以及自恋行为”。这些实验表明了鲜为人知的结果，即颞叶似乎涉及情感和性欲。这对记忆似乎也有影响，至少记忆的缺失会导致奥罗拉的“精神性失明”，她无法辨认出先前有所认知的事物。不过，应该如何精确地解释这些发现，还很难弄清楚。毕竟，奥罗拉不能说话。

在布西和克鲁尔一道进行他们的麦斯卡林研究时，他收到了来自富尔顿对他新近论文的祝贺信，这篇论文记载了布西对人类颈动脉窦神经的实验性损伤。“这些观察结果极其有趣，正如你文章中所做的很多事一样，它们证明了一次非凡的契机，证明了所有富有进取心、机警的神经外科医生都必须做这类意义深刻的生理学工作。”而后富尔顿给了他这个前任门生一点建议，告诉他如果有任何“研究新东西”的意向，他可以转而关注瓦尔特·弗里曼和詹姆斯·瓦茨刚刚在美国展开的额叶切除术。他的建议中对这个炙手可热的项目如此描述：“我想在大概一年之内，额叶切除会在一段时间内主导神经外科，而我相信这领域里的每个人都可以分得一席之地。”

事实证明，富尔顿同时给了许多人这样的提议，也用了差不多一样的措辞。在他给另一位前任门生的信里，他说，他认为额叶切除术“将会成为一种极其重要的手术”，他“非常愿意有人能够留在纽黑文（New Haven）来为此打下基础，并做一些此类的案例研究。”他又补充道，“我很确信，这种手术是经得起检验的。”

约翰·富尔顿的努力对于额叶切除术的传播的影响难以估量。他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生理学家，所以他的话语会为一个刚刚萌芽的、还处于边缘状态的手术赋予新的社会地位。富尔顿力荐的原因，可能是因为额叶切除的灵感源于他自己对黑猩猩的研究，所以额叶切除的崛起不可避免地能够让他自己步步高升。不过若是说他的努力完全出于私心，这倒也不太公平。富尔顿是有点儿自负，但他也是一个充满激情的科学家。他对大脑求知若渴，为了其职业生涯，他可以做任何事，他对成千上万的猿类、猴子和大小老鼠进行了数以百计的实验，都是为了服务于他的追求。而现在，若是抓住这突然的机遇，精神外科就会为这条研究道路提供一个全新的范式，涉及一个完全不同的物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