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真空管和碎冰锥（第3/4页）

那儿有瓦尔特·弗里曼，一位著名的外科医生的儿子，他努力使自己成为伟大的人。那儿还有查尔斯·柏林盖姆，一位因创新疗法而著名的疗养院负责人，为其信念耗费了一生。那儿有诸多观众，集合了外科医生、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他们有的在观看治疗的前景，有的在亲历科学的潜力，也有人两者兼具。

而那儿也有我的外祖父。

他的动机或许比大多数人要更复杂。首先，他对医学研究的热情往往等同于他对纯粹的治疗艺术的兴趣。他那实验性的好奇心连贯成了一条线，从他早期对侏儒的肾上腺素失调的痴迷，到后期对疗养院的患者额叶的攻克，你可以一直追溯这条线索。到1948年，他作为一位医生和一位科学家之间的工作界限变得模糊了。比如，在那天手术对决的前几周，他正在为一篇向全世界宣布他手术的论文做最后的润色。论文的标题是《作为人类前额叶功能矫正与研究的选择性眼眶环切术》（Selective Orbital Undercutting as a Means of Modifying and Studying Frontal Lobe Functionin Man），文章完美地诠释了我外祖父心目中医学实践与医学研究的奇怪重叠方式。他对额叶切除术更为精准的手术方法，为他对大脑的任意转变打开了一幅全新的前景，同时他也希望这套新方法能够为病人带来裨益，他还深知这种方法为阐明大脑的功能提供了一种诱人而新颖的契机。而就在不久前，实验性的手段还只局限在动物身上。

在他那个时代，大量的神经外科医生也逾越了实践与研究的界限，只不过没人有我外祖父那样，对神经外科迸发出强烈的热情。到1948年，他已经成为史上最多产的额叶切除者之一，仅次于瓦尔特·弗里曼。虽然外祖父还在神经外科的其他分支学科上投入了他的研发热情，比如脊柱创伤的治疗、肿瘤切除、动脉瘤夹闭……但精神外科已经成为他最主要的兴趣所在。

他从不提及这种热诚的来源，起码不会公开谈论。我能意识到的明确透露只有一次，20世纪90年代的一次私密讨论会上，他写给我舅舅彼得，即他二儿子的一张便笺上透露了一次。彼得跟外祖父的关系一度很差，这个便笺很明显是写于一些争吵之后。“我不断地对你蛮横，只希望让你强大起来，这样你以后可以不依靠我或其他人的庇护而独立了。我不会在旧事重提了。”外祖父写道。他们的争论点显然与我外祖母有关，在信中外祖父称她为“E”，那是“艾米丽”的简称。

"E患上了比较严重的原发性的疾病，而这种疾病并不是环境所致的，”外祖父写道。“我不想讨论这个，但你得相信我，我都在精神疾病的研究和手术上花了20年了，就是希望能够为治愈这种疾病做点儿贡献，而这是因为E的缘故。”

那一天之内，又有两个女人被推进手术展示室。瓦尔特·弗里曼执行了另一个经眶额叶切除术，而我外祖父也做了最后一例眼眶环切术。到下午两点，最后一个病人被推了出去，人们起身准备离开疗养院。不久之后，他们汇集在哈特福德市中心的校友俱乐部共进晚餐并展开讨论。

那天的精神外科会议，跟生活研究所举办的手术观摩一样，表面上的理由是回顾和评估康涅狄格州额叶切除术联合研究的初步成果。其中数据令人印象深刻：在之前两年，该研究项目得到赞助，为康涅狄格的大大小小疗养院的550名男女进行了额叶切除术。用某些标准来衡量，这些额叶切除术的临床结果令人振奋：有的病人离开疗养院出院回家了，其他的至少变得更加稳定，更易于工作人员来管理。在康涅狄格州州立医院院长耶伯里于1948年所写的年度报告中的一篇记录里，他在指出其疗养院的现状仍是人员不足，疗养院的条件仍然“对病人及其家庭很不公平，并且依然是州里一个很大的经济负担”之后，又接着抛出了与其对立的乐观态度。“而另一方面，这两年也有一些可喜的改观。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前额叶切除术的引进。”这份报告又接着列举了很多有趣的事实，来形容其疗养院对该手术的迅速采纳，包括谈到过去一年中接受额叶切除的病人比装假牙的还多。

然而，传统额叶切除术的缺陷已经愈发为人所知，因此人们更加渴望一种新的治疗取向。精神外科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而我外祖父与瓦尔特·弗里曼，演绎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道路。外祖父的“部分额叶切除术”有更强的技术性，更加复杂而精确，需要一位熟练的神经外科医生及其灵敏的双手。而弗里曼的手术则相反：任何人都可以做到。毕竟，弗里曼自己就没有接受过任何一种外科训练。实际上他刚刚执行的手术，在技术层面是非法的。因为他在康涅狄格州（或者说任何其他的地方）没有从事外科手术的资质。

晚宴的争论是如何展开的并没有相关记录。不过，从外祖父和弗里曼后续的文章中可以找到有关于他们争论的交锋点的一些相关线索。“尽管它极端简单朴素，”外祖父写道，弗里曼的经眶额叶切除术是“不可取的”，因为“它完全缺乏精确度。”他还尖锐地补充道，即使这样一种额叶切除术成为可行性选择，它“也该由外科医生而不是一个精神病医生来执行”。而瓦尔特·弗里曼的观点，鉴于自己的方法根本上的盲目性和粗糙性，就显得多少有点儿怪诞。他批评我外祖父在使用眼眶环切术时使用吸导管就不如手术刀那么精确，还嘲讽说那就像是“在用一个真空吸尘器去吸浴缸里的意大利面”。

毫无疑问，在那天那个主要面向神经外科医生的比拼中，我外祖父略胜一筹。归根结底，弗里曼的方法等于直接要抢他们的饭碗，因为他将这手术的执行权从神经外科向外行扩大了。而且，暂且不说在额叶切除过程中，使用碎冰锥这种盲目而极具破坏力的工具所带来的问题，手术的速度和简易性也难以服众，许多人跟弗里曼那日渐疏远的搭档詹姆斯·瓦特一样，也从内心深处对经眶额叶切除术感到恐惧。约翰·富尔顿在写给弗里曼的信件中，精准地把握了大众对其新方法的观点，“你怎么不用猎枪呢？那不是更快些。”尽管疗养院向整个美国引入了额叶切除术，但自那天以后，弗里曼感觉自己被排除在了神经外科派系的核心地带之外。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两方又都是赢家。弗里曼或许不能够战胜神经外科医生，但他也并不需要战胜他们。他和诸多着急的精神病医生同事很快就举起了碎冰锥疗法的大旗。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弗里曼在一辆他称之为“流动额叶切除术”的野营车里，巡回于全国的疗养院。他执行了2400多个经眶额叶切除手术，有时候一天要做25个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