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猴子和人（第2/5页）

所以，为何公牛碰到了我，而没有碰到别人？

答案很明显，我是个糟糕的斗牛士。但还有另外一种答案，要讲清楚这个答案我们还得回到亨利的故事。

20世纪50年代，人类研究和动物研究之间的界限在任何地方都非常模糊，然而在外祖母所在的收容所，这一点最为模糊。1949年，收容所的院长查尔斯·伯林盖姆（Charles Burlingame）建立了第一间手术室，用于外祖父进行神经外科手术，而他也在同一栋楼里，开了一间研究猴子的实验室。伯林盖姆雇用了一位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来主持实验室，并担任研究所的研究主任，这位年轻人名叫卡尔·普里布拉姆（Karl Pribram），从神经外科学家转变成了神经心理学家。普里布拉姆从耶鲁大学（Yale）的约翰·富尔顿（John Fulton）的实验室直接来到了这所收容所，而他的职责，在那年研究所的年度报告里有所描述：“因此，之后的研究可以放在对人类的神经外科手术（额叶切除术）所带来的一些问题之上，可以为这种在精神病学中有争议的疗法寻求一种更为合理的方向。”

甚至在普里布拉姆离开富尔顿的灵长类实验室，开办自己的活体研究所之前，他的兴趣就如很多同时代的研究员一样，开始从大脑额叶转向了颞叶。一位从麦吉尔大学来做访问的研究生莫蒂默·米什金（Mortimer Mishkin）甚至更加年轻，普里布拉姆和他一起，开始进入保罗·布西（Paul Bucy）和海因里希·克鲁尔（Heinrich Klüver）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离开的领域，即研究双侧颞叶切除所带来的行为上和神经上的影响。在他们最初的研究中，他们使用了十只动物：一只成年雄性南非狒狒、一只雌性几内亚狒狒、八只年幼的恒河猴。他们用各种任务测试了每一只动物。之后，普里布拉姆一只接一只打开了他们的头颅，并移除了它们的额叶部分，然后重新测试了它们。这些动物在术后还活了大约4到8个月，它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严格的控制和观察，包括它们的食物、体温等等；然而，普里布拉姆记录道，“尽管我们相信，溢出的食物都已经被收集并称重了，但我们仍不能确定。同样，尽管我们已经做了预防措施，让动物们适应测量直肠温度的过程，但仍不能确切地说，动物在术前和术后的放松度是一样的。”在收集到足够的数据之后，所有的动物都被杀死了，而它们的大脑也得到了分析，从而得到了大脑损伤程度的精确测量。

他们的发现在很多方面验证了克鲁尔和布西的发现。比如说，颞叶损伤的动物似乎什么都愿意吃。普里布拉姆和米什金在难闻的奎宁（quinine）里泡了几片土豆和海棉球，给那些动物吃。颞叶损伤的猴子会毫不犹豫地吃掉给予它的一切。而且它们还会吃肉，而这些食草灵长类动物本来是不吃肉的。这种新发现的疯狂行为甚至不仅限于味觉，它们似乎对一切它们之前所不在乎的东西都有兴趣。研究员们给猴子们一些明显有害的东西，比如一片锋利的金属、烧着的纸片，而这些猴子会反复拾起这些东西，并义无反顾地拿着仔细观察，尽管这些东西会伤害到它们。“一件明显有害的物体，倘若会烧伤或割伤动物的皮肤，”他们写道，“那么在一次实验中，一只动物接近、接受、仔细观察这件物体的次数就会被记录下来。”有几次，在一只猴子拿走烧着的纸片后，“这只动物的胡须被烧着了，”而且一般说来，“不论这些有害的物体会带来多么明显的不适感，这只动物还是会一次又一次将自己暴露在伤害中。”

普里布拉姆和米什金还记录道，这些动物会表现出典型的“温顺”且“缺乏恐惧”，克鲁尔和布西也曾在他们的研究中有一次描述。他们用一种威胁的语气朝动物吼叫，并爬进这些曾经凶猛、而今温顺的灵长类动物的笼子，从而测试这一点。“没有预先计划的情况下，实验者们很安全地进入了这只动物的笼子，并且‘抚摸了它一段时间’。当观察者把手放到这只动物嘴上时，它非常温柔地咬住了。”普里布拉姆和米什金还把颞叶损伤的动物和未受损伤的动物放到一个笼子里，看看会发生什么。“当它被一只更大的动物攻击时，它不会试图逃跑，而是安静地坐着，闪躲着朝它飞来的杂物，当被击中或被咬到时，只是简单地缩起来或做鬼脸。”

除了克鲁尔和布西所原创的这些实验测试之外，普里布拉姆和米什金还发展了些新测试。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所谓的延迟反应任务（delayed response task），这项任务旨在测试这些动物的记忆。任务在手术之前就已经教给动物们，以确保它们对这种方法有基本的理解。这种方法是这样的：动物看着研究员把一颗花生藏到两只倒置的杯子其中之一下面。然后，研究员在动物和杯子前面放遮幕。遮幕放下后会持续大约15秒，然后研究员升起遮幕，让动物去拿那只杯子。如果它选择正确，那么它就能吃到花生。手术之前，动物进行了100次这样的任务，其中85次拿到了藏有花生的杯子。在内侧颞叶移除之后，动物们再次进行这项任务。

动物们做得很好。正如普里布拉姆和米什金在论文中所写到的，“延迟反应测验中的表现并没有问题。”这就是说，测验结果显示出，当灵长类动物失去了海马及其周围的大脑组织时，它们的记忆能力并未受损。不论大脑损伤给这些猴子带来了什么后果，这都没有影响到它们的记忆系统。

然而，H.M.并非如此。

当外祖父还在给亨利做手术时，普里布拉姆已经在生活研究所建立起了自己的实验室，尽管他和米什金还与耶鲁大学有所交流，但他们已经住在了哈特福德，并在那里完成了大部分工作。亨利的手术是在哈特福德医院做的，而不是在生活研究所，然而普里布拉姆听说了这次手术，并且立刻对此产生了兴趣。事实上，在外祖父为了邀请布伦达·米尔纳来研究亨利以及其他内侧颞叶损伤案例，而最初写给怀尔德·潘菲尔德的信中，外祖父就加了一句，普里布拉姆“也想研究这些案例，当然，这与我完全没关系”。

普里布拉姆从未停下过主导有关H.M.或其他病人的研究。他的专长在于非人类的灵长动物研究，可能他觉得，从恒河猴转到人类太过困难。但是，尽管普里布拉姆和米什金并未直接研究过H.M.，但他们和许许多多其他大脑研究者不得不努力解释H.M.的案例意味着什么。如果从机能上说，人类和非人类灵长动物的大脑是类似的（用猴子做实验的基本逻辑），那么为何颞叶损伤的猴子的记忆系统并未受影响呢？它们是如何记住哪只杯子下面有花生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