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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时间静默之后，他探出身来，把灯拧亮一些，然后注视着我。我感到他内心深处终于有什么东西被触动了，但是转瞬之间他的目光又变得像以前一样冷漠。

“我们的新戏剧有一个缺点：你在角色中不知道什么可以相信，什么不可以相信。现在岛上没有一个人亲历过那一场广场风波，但有很多人可以向你证实我对你讲过的每一件事。”

我想起了在中央山脊上的那一幕，它虽然不能插入真实的故事之中，但它可以证明那故事确实发生过。不是我怀疑康奇斯，我知道我听到的是确曾发生过的历史事件，而在他自己的生活故事中，他把某些真相留到了最后。

“你被枪弹击中之后情况如何呢？”

“我被击中，立即倒地，什么也不知道，因为我昏过去了。我相信在天黑之前我曾听到人质发生骚乱的声音。也许正是这件事救了我的命。我想象，当时对我开枪的士兵们的注意力一定是被转移了。有人下达了对人质开枪的命令。后来有人告诉我，半小时之后，当村民们被允许到死者身边恸哭时，有人发现我躺在游击队员脚下的血泊里。发现我的是我的女管家索拉——在我雇用玛丽亚之前——和赫尔墨斯。他们搬动我的时候，发现我一息尚存。他们把我抬回家去，藏在索拉的房间里。由佩达雷斯库来照顾我。”

“佩达雷斯库？”

“是佩达雷斯库。”我试图读懂他的表情。我可以看出他完全承认了那一罪行，但是他认为那不是罪行，如果我逼他讲出真相，他随时准备为之辩护。

“校官呢？”

“战争结束时，他因犯下无数暴行而被通缉。其中一些暴行具有相同的特点。在那次最后的一刻，显然死刑推迟了执行，结果是把人质痛苦的时间拖得更长。战争罪行审判委员会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他现在在南美，也许是在开罗。”

“安东呢？”

“安东当时以为我已经被杀害。我的用人替我严格保密，只让佩达雷斯库一个人知道。我被‘埋葬’了，其实是敌人的一副棺材被埋葬。温梅尔当天下午就离开了小岛，让安东一个人留下来处理那一大堆尸体，他已经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就甭提了。他花了一个晚上，也许熬了通宵，写出了一份整个事件的详细报告。他还亲自把它打出来，一共打了七份。他在报告中陈述的是事实。我想这可能是他用打字机一次所能打出的最多份数了。他对事情经过毫不掩饰，对谁也不护短，尤其对他自己。等一下我拿给你看。”

黑人穿过砾石地走过来，开始拆卸银幕。我听到楼上有动静。

“后来他的命运如何？”

“两天之后，人们在学校的墙脚下发现了他的尸体，地上的血迹已经变黑了。他自杀了。这当然是一种悔罪的表现，但是他希望让村民们都知道。德国人把这件事情掩盖起来。事隔不久，便更换了守备部队。报告对这一点也做了说明。”

“那七份报告都到哪里去了呢？”

“第二天安东亲手交给赫尔墨斯一份，并请他把它交给战后第一个打听我的情况的外国朋友。另一份给了村里的一位牧师，也作了同样的交代。还有一份当他自杀时放在他的桌子上。报告是打开的，无疑想让他所有的部下和德国最高指挥部看到。其他三份完全不见踪影，可能是寄给德国的亲戚朋友了，也可能被截获。现在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了。最后一份战后才发现。它被寄到了雅典，是寄给一家报社的，还附了一小笔钱做慈善捐款。邮戳是维也纳的，显然是托他手下的一名士兵寄的。”

“发表出来了吗？”

“是的。发表了其中的某些部分。”

“他就葬在这里吗？”

“葬在他的家族墓地，在莱比锡附近。”

我想起了香烟。

“村民们从不知道那是你自己作出的选择？”

“报告出来后，有些人相信，有些人不相信。当然我并没有看到人质们无助的亲属遭受经济上的困难。”

“还有那些游击队员，你打听到有关他们的消息了吗？”

“那位表哥和另一个男人——不错，我们知道他们的名字。村里的墓地上为他们立了一个纪念碑。但是他们的头儿……我对他的生平进行了调查。战前他坐过六年牢。一次是谋杀，属色情犯罪。另外两三次是暴力和盗窃。据信他在克里特岛至少介入其他四宗谋杀案，有一宗还特别残暴。德国人入侵时他正在逃。后来他在南方的伯罗奔尼撒有许多惊人之举。他似乎不属于任何有组织的抵抗团体，但他到处杀人越货。至少有两宗案子已经查明，他劫掠的不是德国人，而是别的希腊人。我们还追踪了跟他并肩战斗的几个人。他们有些人说怕他，另一些人明显钦佩他的勇气，但其他方面则不敢恭维。我在马尼找到一位老农夫，他曾多次掩护过他。他说，他是一个坏人，但他是希腊人。我把这句话留作了他的墓志铭。”

我们之间一阵沉默。

“那些年一定使你的哲学陷入了困境。还有你的微笑。”

“恰恰相反。那种经历使我充分认识到什么是幽默。它是自由的体现。正是因为有自由，才会有微笑。只有完全预先命定的世界才会没有微笑。最后，只有自己变成受害者，才能逃脱最终沦为笑柄的下场——最终你会发现，平时不断地从各种事件中溜走，实际上你已经溜出了生活。你已经不复存在，也不再自由了。古往今来，大多数人都是如此。以后亦复如此。他把话题转向手里的文件。“最后我想让你看看安东写的报告。”

我看到装订好的一小叠纸。标题页是用德文写的。

“后面附有英文译文。”

我翻到后面。标题是：

关于迪特里奇·温梅尔校官指挥的德国占领军一九四三年九月三十日至十月二日在弗雷泽斯岛上进行惨无人道大屠杀的报告

我翻过一页。

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九日上午，位于弗雷泽斯岛南岸布拉尼岬角的阿戈利斯指挥部第十观察所四名不当班的士兵获准下海游泳。十二时四十五分……

康奇斯说：“读最后一段。”

我以上帝和我以为神圣的一切东西的名义发誓，上述事件的描述精确真实。我亲眼目睹一切，但我袖手旁观，为此我引咎自杀。

我抬起头来。“一个有良知的德国人。”

“不。除非你认为自杀是好事。但它并不是好事。绝望是一种病，和温梅尔的病一样严重。”我突然想起了布莱克——他说什么来着，“宁愿把婴儿扼杀在摇篮里，也不让他长大了愿望得不到实现”。以前我经常用这句话来诱骗自己，同时也诱骗别人。康奇斯接着说，“你必须拿定主意，尼古拉斯。要么投奔游击队员，那个只知道一个字的杀人凶手；要么投奔安东。先观望后绝望。或者先绝望后观望。前者是肉体自杀，后者是精神上的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