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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凉廊里逗留了一会儿，在佩鲁吉诺派的壁画旁交换了关于学校的信息。我可以看得出，他不是真的有兴趣，只是尽力显得随和，这有辱他的骄傲。但即使是这样，他还是有些不自然。

我们握手。

他说：“这是欧洲一处伟大的圣地。我们被告知说来访者——无论他们信仰什么——临走时应该感到……我想具体辞令是‘觉得精神焕发，且受了安慰’。”他停了停，似乎觉得我会反对他的意见，或是嗤之以鼻，但我什么也没有说。“我得再一次请你相信我保持沉默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你。”

“我尽量相信。”

他很正式地鞠了一躬，是意大利式的而不是英国风格的。我步下石头台阶，走向通过冬青丛的小径。

我在苏比亚科等到晚上，才等到回火车站的巴士。它驶过悠长的绿色峡谷，驶过有村庄的小山，车窗外掠过在秋天中转黄的山杨。天空从最柔和的蓝色变为晚祷时分的粉橙色。老农坐在自家门口，其中一些有着希腊人的脸：神秘、端庄、平和。也许是在等车时喝了一瓶维蒂奇诺白葡萄酒的缘故，我觉得自己属于、永远属于一个比莱弗里尔所属的更古老的世界。我不喜欢他，也不喜欢他的宗教。这种对他的不喜欢似乎与对古老的、不变的希腊——拉丁世界半醉态的爱融合了。我是一个外邦人，好不过是个斯多噶派，坏不过是个酒色之徒，而且永远是这样了。

在等火车时，我喝得更醉了。车站酒吧的一个人费了老大功夫才让我明白，西边柠檬绿色天空下一个深蓝的山顶曾经是诗人贺拉斯的牧场。我为萨宾人[3]的山干杯。一个贺拉斯强过十个圣本笃，一首诗歌好过一万篇布道。过了很久以后，我意识到在这方面莱弗里尔也许会赞同我的意见，因为他也选择了流放，因为有时静默就是一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