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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

“那么，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就是找到斯隆先生的家人。所以，你们的人发现的任何线索，比如这上面的”——他指着“时间顺序”布告板——“联邦调查局也得知道。”

房间里的其他人，包括莱斯·齐平翰都陷入了沉默。

“如果那样的话，”丽塔说，“应该是双方面的交易。我现在能派一名记者到联邦调查局纽约办公室去，检查你们收到的所有报告吗？”

哈夫洛克摇摇头：“恐怕不可能。有些报告是绝密的。”

“正是如此！”

“听着，各位。”哈夫洛克意识到房间里越来越多的人注意自己，很明显在努力保持克制，“我认为你们没有完全认识到我们面对的是犯罪。任何有知识的人都有传递线索的法律义务，在这件事上，就是向联邦调查局传递。做不到的话也是犯罪。”

很少有耐心的丽塔反对道：“看在上帝的份儿上，我们不是小孩子！我们一直都在做调查，知道是怎么回事。”

帕特里奇也说：“我该告诉你，哈夫洛克先生，我以前跟联邦调查局合作过几次，你们的人因为无节制的索取且从不回报早已声名狼藉了。”

哈夫洛克严肃地说：“联邦调查局没有义务回报。”他先前的克制已经消失了，“我们是政府机关，背后有总统和国会的权力支持。你们在这里所做的只是在为自己树敌。好吧，我要提醒你们，如果任何人隐瞒消息妨碍了官方的调查，将会面临严重的指控。”

齐平翰认为是时候介入了。

“哈夫洛克先生，”新闻部总裁说道，“我向你保证我们绝不是触犯法律的人。但是，我们可以自由地进行任何调查，有的时候我们甚至做得比你所说的‘官方调查’更成功。”

“在这里真正进行的，”齐平翰接着说，“是‘记者特权’。我承认其中有些灰色地带，但是，更重要的是记者能够调查，并且能保护自己的信息来源，除非法律另有规定。所以你看，如果我们允许你第一时间获得收到的所有线索，那就侵犯了我们的自由。我必须告诉你，虽然我们欢迎你来这里，但是对你的许可是有限度的，有一条线你是不能越过的——就是那儿。”他边说边指着会议室门口。

“好吧，先生，”哈夫洛克说，“我不确定能完全同意你说的，如果我把整件事报告给局里，你不会介意吧。”

“一点儿都不。我肯定他们会告诉你，我们是在权力范围内行事。”

齐平翰没有说的是CBA和其他新闻机构一样，会自行决定披露的信息内容，哪怕这样会激怒联邦调查局。他知道新闻部的大部分人都有同感。至于可能的后果，如果出了什么事，电视台会处理的。

哈夫洛克离开去打电话之后，齐平翰告诉丽塔：“给大楼管理员打一个电话。把这几个办公室的钥匙拿来，把门锁上。”

在帕特里奇办公室的角落里，他打开录音机，对斯隆进行了采访。帕特里奇很快地回顾了一下目前的情况，更详细地重复了之前问过的问题，但没有发现新线索。最后，帕特里奇问道：“你还记得点儿什么吗，克劳福，哪怕是在你的潜意识里，是你需要仔细回想的，或者是与这起事件关系含糊的事情？有没有你曾经怀疑过，然后忽略的小事件呢？”

“你昨天问过我了。”斯隆若有所思地回答。他对帕特里奇的态度在过去的24个小时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变得更加友好了，另一方面，斯隆对帕特里奇也少了几分戒备，甚至在精神上依赖他，这是斯隆之前从未有过的。奇怪的是，斯隆几乎是百般恭敬，似乎把哈里·帕特里奇看作找回杰茜卡、尼基和他父亲最大的希望。

“我知道我问过，”帕特里奇说，“你答应过会好好想想。”

“呃，我昨晚想了，可能有一些事情，但是我不能确定，只有模糊的感觉。”斯隆尴尬地说。对于模糊的不成形的想法，他很不习惯。

帕特里奇催促道：“说下去。”

“我想，这件事发生之前，我好像有过被跟踪的感觉。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我发现有人在监视我家之后才这么想的。”

“不会的。所以，你觉得自己被跟踪了。在哪里，什么时候？”

“问题就在这儿。太模糊了，有可能是我想象的，也许我感觉必须得发现一点儿什么吧。”

“你觉得这是你自己的想象吗？”

斯隆犹豫了一下：“不，我不觉得。”

“再详细说一说。”

“有时当我开车回家时，我有被跟踪的感觉。而且我的直觉告诉我，在CBA新闻内部有人在暗中观察我。”

“这一切持续多久了？”

“可能一个月？”斯隆摊开手说，“我就是不能确定我是不是在编故事。但不管怎样，又有什么不同呢？”

“我不知道，”帕特里奇说，“但是，我会和其他人讨论的。”

后来，帕特里奇打出来一份采访斯隆的摘要，并钉在会议室里“杂项”板上。然后，他回到办公室，开始了所有记者都熟悉的“打电话”流程。

在他面前是一本打开的私人“蓝皮本”——里面记录着他在世界各地认识的人，这些人以前帮过他的忙，而且说不定还能再次帮忙。“蓝皮本”里还有那些反过来需要提供信息而他帮过忙的人。新闻业充满了借和贷——在现在这种时候，就需要贷方。而且大部分人都很乐意接受电视新闻的请求，这一点也帮了不少忙。

昨晚，帕特里奇已经根据“蓝皮本”列好了今天要打电话的名单。这些名字中包括在司法部、白宫、国务院、中央情报局、移民局、国会、几家外国大使馆、纽约警察局、渥太华的加拿大皇家骑警和墨西哥司法警察局的联系人，还有一位犯罪纪实作家和一名代理团伙犯罪案的律师。

接下来的电话大都是低调的开场：“你好，我是哈里·帕特里奇。我们有阵子没联系了。只想问问你过得好不好。”然后会询问对方爱人、情人和孩子的情况——帕特里奇也记着这些人的名字——继续着私人通话，接下来自然地转到眼下的情况。“我正在调查斯隆家人绑架案。你有没有听到什么传言，或者有什么自己的想法。”

有时候问题会更加具体。你有没有听到对绑匪身份的猜测？你认为有可能是恐怖分子干的吗——如果有，是哪里的恐怖分子呢？听到过什么传言吗，哪怕是觉得最不可能的？你能帮我打听一下，如果有什么情况你能打给我吗？

这是常规做法，有时会很单调乏味，总是需要耐心。有时会有所收获，偶尔得到延迟的消息，但通常是一无所获。从今天打电话的情况看，没发现什么特别的情况，但是帕特里奇事后觉得最有趣的对话，是和代理团伙犯罪的律师之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