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命 36（第2/3页）

对他的些微关怀——他感冒卧床的一天给他留下的一朵鲜花——都能让这个神经质的人激动得流下眼泪。我很久之后才弄明白，这种形式的激动往往是那些无以回报而又对别人的馈赠感到惊讶的可怜人的性格使然。另外，我也曾看见他对于一些可以说是亲爱的人不可思议的残忍。他相信“不得好死”，而且也害怕不得好死，想象着自己的亲人们就可能有不得好死的人。在这样一个希望自己在想象力方面没有才气的人身上的这些惊人的概念也许是源自其外祖母玛丽-阿泰纳伊，据说她好像不时地会遇上鬼魂。如同有其父必有其子的许多孩子一样，他回答问题时常常模棱两可，但那并不完全是在撒谎：当事先已确信德迪翁-布东老爷车不可能爬到猫山顶上去的诺埃米问到这一问题时，他回答她说他是坐了车子上到顶上去的；其实，他是想说那辆在山脚下坏了后又载着自己的拉干草的马车。另外，他还以一个殷勤的男人和骑士风度捍卫了一个私生女的权益，这个私生女没人过问，她的一个亲人因想谋算其继承权而让她缺衣少食，挨冻受饿。我很遗憾地说，米歇尔借此机会嘲弄了私生女的那个亲人。正如蒙田所说，我们大家都不是完美的。

在我十二岁到二十五岁期间，我没见过我的这位异母兄长。一九二九年，在洛桑，我给他写了封信，告诉他父亲快不行了，让他回来看一眼。我错了，米歇尔在这之前就让我甭管了，可是，两年零两三个月之前，这个已经身染疾患的人竟娶了一个英国资产阶级中常见的那种感伤的女人，不过，她对父亲照顾得还是很尽心尽力的，她像大家一样认为通知其继子父病子归是很自然的事。米歇尔-约瑟夫回信说，他正忙于在布鲁塞尔盖一座住宅，没钱回来；再者，正值寒冬腊月，风雪交加，他妻子一想到要奔赴瑞士，就因精神紧张过度而病倒了。其实，这个嘴上说应尽孝道的儿子是担心要分摊久病的父亲的医药费和丧葬费，因为他父亲已经贫病交加，而且他还认为深受其父之累。

我本该不再过问这事的，但我的继母，那个认为狄更斯水平一般，而觉得高尔斯华绥小说中的良好家庭关系很令人感动的英国女人则相信亲人之间是可以言归于好的。如同那个时代许多家境贫寒的英国人一样，她曾在欧陆的家庭式膳宿公寓里待过多年，特别是在比利时；她刚刚在伦敦继承了一家小企业，使她得以干点疯狂的事：看到自己在这个国家里以女子爵的身份重新出现。无论是我父亲（我已经说过，他终于被授予伯爵的称号）还是对这种事看得更真灼的我本人，都从未能向她解释清楚过去的子爵封地的地主并不一定就是子爵，而且我明白，米歇尔对这件事也不太看重。另外，我母亲在埃诺的全部地产遗产都被米歇尔交给了一些不明不白的管理人了，它们需要我们去照看。在克里斯蒂娜·德·C对布鲁塞尔感到失望，回到她丈夫一生中最后两年在瑞士安顿下来之前的那一年半的时间里，我断断续续地在比利时逗留过几次。我较为经常地在我异母兄长新盖起的宅子里吃饭，那座宅子从上到下摆放着一些巴约勒和里尔家族的家具与肖像，那是米歇尔在黑山城堡卖掉之后不知如何处理它们，就把它们堆放在新屋里的。关于死后的财产分割问题，米歇尔-约瑟夫一直坚持那种长子继承权的简单理论。据说，说真的，他坚持认为死去的米歇尔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么潦倒，米歇尔已经通过一些神秘莫测的办法特别赠予了自己的女儿。至于我，那些箱笼衣柜和那些戴着假发的肖像对我并无诱惑。

人们都在谈论性无知，说是社会在离我们很近而又与我们不同，尽管表面上有些接近的时代里有意让年轻人生活在性无知之中，可是人们却没怎么去谈我们大家全都深陷其中的对金融和法律的极其无知；在这些我们的独立、有时是我们的生命所依赖的科学中，我们当中最聪明和最有教养的人往往也都只是文盲而已。我对于这种情况了解得不少，所以我感觉到在这个领域我是无法独自摆脱困境的。我把目标定在巴黎，我的第一本书刚在那儿出版，我不得不遗憾地离开巴黎前往我当时觉得是个迟钝麻木的首都的那个布鲁塞尔；我想的是，住在当地并照管着不动产事务的一个异母兄长将比我更会把那些土地卖个好价并把资金更好地用于投资。还没有一个贤哲跑来告诉我，在这种情况之下，找一个家庭成员始终是个错误，特别是在他与我们之间关系很紧张的时候：最审慎的人也不可能不下意识地在牵涉到我们的事情上加上点仇视或放肆的。不过，我不相信在这件事上有这种情况出现，顶多只是漠然视之而已。我曾参加过我的代理人同一位买主的谈判，那个擅长讨价还价的农民对那个城里的、对当地情况一无所知的谈判者取得了全线胜利。我本该介入的，可我知道自己不行：一想到要从一份财产中获得好处，也许就必须要受一些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罪的；那份财产是我母亲和我自己从年金中获得的，而我们却从未操心过要去那片田地上和树林下走一走。一座座农庄卖掉后的钱一半投进由我异母兄长掌管的不动产，一半（米歇尔-约瑟夫没怎么想到要把风险分散）投放到一家旅馆老板扩大和改建的抵押贷款中；旅馆老板是隆博夫妇，三十五年后，在给《苦炼》中的一对布鲁日夫妇取教名时，我想起他们的名字来——投资就有回报，该你的就是你的。

美洲危机的狂风已经在使欧洲“纸牌搭起的房子”颤动起来。不动产银行垮了，而且，由于这桩交易不是有限责任（我当时还不懂“有限责任”是什么意思），我在其中失去的比投放的本金还要多。按隐喻法来说，旅馆也倒了，抵押款只是附带抵押，据说是收不回来的。我做了我两年前本该做的事，求助于一位法国老法律工作者——他以前曾在其他事情上让米歇尔摆脱了困境，在他的一位比利时同行的帮助下，他差不多收回了投给负债累累的旅馆老板贷款的一半。我决定用这笔被一点点蚕食掉的款子让自己过上十多年自由自在的富裕生活，然后再看怎么办。我没有发觉我这样做是在一个变化了的时代重蹈我的两个舅舅在一九〇〇年前后的覆辙，我自鸣得意的这个决定带着些微的一点安全系数让我安度到一九三九年九月。我靠着投放在比利时并由我异母兄长掌管的资金收益过活，本可以多多少少地独立于我没有任何牵挂的一个家庭，独立于我出生之地和我母亲的出生之地，而这片国土至少表面上来看，对我是陌生的。这次投资暴跌了四分之三，这使我回复到了我自己的原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