钮扣厂（第2/3页）

紧接着的一张照片是钮扣厂，注解上说摄于一九一一年。机器上叮当作响的长臂就像是蚱蜢的腿一般，有钢轮和齿轮，还有上下运动的活塞，打出钮扣的模型。长工作台旁的一排排工人弯着腰，手中干着活。机器由男人们操作；他们戴着护眼帽檐，衣服外面套着马甲，袖子卷得高高的。长台边的工人都是妇女；她们穿着围裙，头发一律往上梳。女人点着钮扣的数量，将它们装入盒内，或者将它们缝在印有“蔡斯”字样的纸板上——每一板上的钮扣从六粒、八粒到十二粒不等。

在鹅卵石铺设的空地的最里面是一个酒吧，名字叫“俱全”；每逢星期六播放现代音乐，啤酒据说是当地小型啤酒厂生产的。酒吧的陈设是木制台面搁在啤酒桶上，旁边是早期那种用松木做的火车座。我发现橱窗内陈列的菜单上都是异国食品（我从未进去过）：肉饼糊、土豆皮、烤玉米片之类。米拉告诉我，这些都是不太体面的年轻人常吃的油腻食品。她在隔壁店里一个有利于观察的位子上坐下来。“俱全”酒吧不管发生什么怪事，都逃不过她的眼睛。她说，一个拉皮条的和一个毒贩子经常在光天化日之下来酒吧吃饭。她一边将他们指给我看，一边还兴奋地对我耳语了一番。那个拉皮条的穿了一件三件套的西装，看上去像一个掮客。而那个毒贩子留着灰白的八字胡，穿着劳动布套装，活像从前的工会领袖。

米拉的店叫“姜饼房”，兼售礼品和收集品。一走进她的店堂，就可以闻到一股香甜的味道——有点像肉桂香型的房间清香剂。小店还出售许多别的东西：广口瓶装的果酱，瓶盖是印花棉布纤维制成的；塞满干草的心形枕头散发着稻草的气味；“传统艺人”雕刻的盒子，开启却很费劲；据称是门诺派教徒缝制的被子；手柄头做成傻笑的鸭子状的马桶刷等等。米拉对店堂的布置是要体现乡村的气息，让城里人感受一下他们祖先的田园式生活——到家以后还能回味一下历史。但据我回顾，历史并不是如此可爱，尤其不是如此干净。然而，真正的历史是卖不出去的，因为大多数人都喜欢他们的历史洁净无味。

米拉喜欢从她那一堆宝贝中拿出几样作为礼物送给我。换句话说，她会把店里没人买的东西塞给我。我有一个用树枝做的畸形花环、一套不完整的画有菠萝的放餐巾的木环，以及一支满是煤油味的粗胖蜡烛。在我生日的时候，她送给我一双龙爪似的烤炉抗热手套。我相信，她是出于好意。

或许她是想软化我；她是浸礼会教友，总想尽早地让我皈依基督，或者让基督感化我。可她的家庭却从未有过这样的事；她母亲瑞妮就不大信奉上帝。这是一个相互尊重的问题。如果你遇到麻烦，你自然就会想到求助于上帝，就像求助于律师一样。但如果真到了求助律师的地步，那就必然是大麻烦了。不然的话，也犯不着花一笔律师费。当然，瑞妮在厨房中靠她的一双手就足够了，用不着求谁帮忙。

盘算一下之后，我在格莱姆林甜饼店买了一份燕麦巧克力甜饼和一塑料杯咖啡，然后坐在一张长椅上歇歇脚，边喝边吃。耳畔传来了录音机放出的轻快、哀伤的乐曲。

钮扣厂是我的祖父本杰明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创建的。随着大陆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制衣业以及相关产业的不断发展，钮扣的需求量很大。钮扣的成本低，价钱也便宜。瑞妮说，这一点正是祖父稳操胜券的原因。祖父早就看准了机会，运用了上帝赋予他的智慧。

他的祖先是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迁移到这里来的；当时这里的地价便宜，又有很多建设的机会。这个小镇在一八一二年的战争中被烧毁了，因此有大批的重建项目。这里的人除了普通的老实巴交的农民、三个巡回牧师、两个无能的土地投机商和一个小贪污犯之外，都是日耳曼正统派与第七代清教徒的混合人种——不仅勤劳，而且狂热。对于我祖父来说，这就像一次赌博，尽管他的赌注只是他自己。

他的父亲曾是提康德罗加港最早的磨坊主之一，拥有一个不大的代客加工的磨坊；在那个年代什么都靠水力。他的祖父因所谓的中风去世时才二十六岁。他当年继承了那座磨坊，又借钱从美国引进了制造钮扣的机器。最早的钮扣是用木头和骨头做的，好一点的则用牛角。后两种材料在附近的屠宰场很难得到，而木头却到处都是，人们甚至嫌它妨碍耕地而将它烧掉。有了便宜的原材料、廉价的劳动力以及不断扩大的市场，他的事业怎么可能不兴旺发达呢？

祖父公司里生产的钮扣不是像我这样的女孩子最喜欢的那种。他们没有小珠母钮扣，没有精致的黑玉钮扣，也没有淑女们白皮手套上的那种钮扣。他们生产的钮扣好比鞋子中的套鞋——古板而实用，用在大衣、外套和工作服上，外形不免有些粗笨，甚至粗糙。你可以想象它们被缝在女人长内衣后背以及男人裤子门襟上的样子。它们所遮掩的部位看上去仍是垂悬的、脆弱的、令人羞愧的，却又是无法避免的——这类器官世人虽然需要，却又无不鄙视。

除了钱之外，很难看出这样的钮扣对制造商的孙女有多大吸引力。然而，钱乃至关于钱的传言总会投下令人目眩的光环；我和劳拉就是在这种光环中长大的。在提康德罗加港，没人会认为家用钮扣可笑或没啥了不起。人们可是把钮扣当回事的：许许多多人的工作还指望它呢。

那些年来，我的祖父还买下了一些别的磨坊，把它们也改造成工厂。于是，他有了一家生产内衣和连衣裤的编织厂、一家袜厂，以及一家生产诸如烟灰缸之类的小陶件制品厂。他为自己工厂的良好状况而感到自豪。如果有人斗胆向他抱怨，他会耐心地听；如果注意到有人受伤了，他会深感歉疚。他不断改善各种工作条件，包括机器设备。他是镇上第一个为工厂安上电灯的厂主。他认为建造花坛可以提高工人们的士气，于是就常年种植了百日菊和金鱼草；这两种花不贵，观赏性强，而且花期长。他宣称，他厂里妇女们的工作环境就像她们家的客厅一样安全。（他想当然地认为她们家都有客厅。他也认为她们家的客厅是安全的。他喜欢把每个人的情况都想得很好。）他不能忍受有人在工作的时候喝酒、说粗话或者行为不端。

这就是《蔡斯企业发展史》一书中关于他的描述。这本书是一九〇三年祖父委托别人写的，并未公开出版：绿皮封面，不仅有书名，还有他的亲笔签名——自然、遒劲的烫金字体凸出在封面上。他还将这本毫无价值的编年史分赠给他的商业伙伴；他们是否感到惊奇不得而知。这件事必定对他的生意有好处，否则我的祖母阿黛莉娅是不会同意他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