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着色（第2/3页）

那天晚上，我将她当场抓住。她的梳妆台上摊满了小管子、小刷子之类，还有以前我和她穿着天鹅绒裙子及“玛丽·简”牌皮鞋的合影。劳拉已经把照片从相框里取了出来，正在把我涂成一种浅蓝色。“劳拉，”我说，“你究竟在干什么？你为什么要给书房里的那些照片上色？父亲知道会勃然大怒的。”

“我只是练习一下而已，”劳拉答道，“反正照片上的人需要修饰一下。他们现在看起来好多了。”

“他们看上去怪怪的，”我说，“看上去病恹恹的。有谁的脸会是绿的！也没有紫的。”

劳拉不为所动。“这是他们灵魂的颜色，”她说道，“灵魂本来就应该是这种颜色。”

“你闯了大祸！家里人会知道是谁干的。”

“没人会看那些照片，”她说，“他们根本不在乎。”

“那好，但你千万别动祖母阿黛莉娅的照片，”我说道，“也别碰已去世的伯伯、叔叔们！否则父亲会扒了你的皮！”

“我想把他们涂成金色，表现他们的光辉形象，”她说，“可惜没有金色的颜料。我说的是伯伯、叔叔们，不是祖母。我要把她涂成铁灰色。”

“你敢！父亲可不相信什么光辉形象之类。你最好把这些颜料还回去，免得别人说你偷窃。”

“我又没用多少，”她说道，“再说，我送给埃尔伍德一罐果酱。这是公平交易。”

“我猜，那一定是瑞妮的果酱。是从冷藏室拿来的吧——你事先问过她吗？要知道，她可是点过数的。”我拿起我们俩的那张合影。“为什么我是蓝色的？”

“因为你睡着了。”她回答说。

劳拉不仅仅偷回来着色颜料。她的工作之一是将照片归档。埃尔伍德喜欢他的办公室和暗室整洁有序。他把底片保存在透明纸信封内，根据拍摄日期整理成册。这样一来，劳拉便能轻而易举地找到野餐那天的底片。于是，她印了两张黑白照片；这是有一天埃尔伍德外出时，只剩下她一个人时干的。这事她谁也没告诉，甚至也没告诉我——后来我才知道。印完照片后，她把底片塞进包里带回了家。她并不认为这是偷窃，因为开头埃尔伍德未经过我们同意就偷拍了这些照片，她只不过拿回那些根本不属于他的东西而已。

当她达到目的以后，就不再去埃尔伍德的办公室了。她没向埃尔伍德说明原因，也没有事先知会一声。我觉得她这样做够笨的；确实也是这样，因为埃尔伍德感到了轻视。他试图从瑞妮那儿了解劳拉是否病了，但瑞妮只告诉他劳拉对摄影的热情一定是冷下来了。这个小姑娘满脑子的主意；她总是对某一件事着迷，现在肯定是在迷上别的东西了。

这下可激起了埃尔伍德的好奇心。他开始密切注意劳拉，比平时更加“多管闲事”。我不能称此为“监视”活动——他并没有埋伏在暗处。他只是对劳拉多加注意。（然而，他还没有发现劳拉偷他的底片。他从未想过劳拉找他学摄影可能是别有用心。劳拉眼睛睁得大大的，目光坦诚，额头又圆又光，几乎没有人怀疑她表里不一。）

起先，埃尔伍德并没发现什么可注意的。劳拉只是在周日早晨沿主街步行走去教堂，给主日学校的五岁大的孩子们上课。在一周内的另外三个早晨，她去火车站旁基督教联合会办的施食所帮忙。该所的任务是给爬火车的那些又饿又脏的男人和孩子分发白菜汤：这是一项善举，但镇上的人并非个个都赞成。有人认为他们是扰乱治安的阴谋分子。还有人觉得不该给他们提供免费餐饮，因为他们得自食其力。有人朝他们大叫：“去找工作！”（辱骂决不是单方面的。不过，这些游民用的是更温和的形式。这些人自然憎恨劳拉和所有像她这样的宗教慈善家。他们自然也有发泄自己情感的渠道：一个笑话、一次嘲笑、一次推挤，或是阴沉的一瞥。毕竟，没有比被迫感恩更难的事了。）

当地警察站在一旁，确保这些人不会想出什么歪点子，诸如留在提康德罗加港之类。他们得被赶走，赶到其他地方去。但是，也不许他们偷偷跳上火车站里的棚车，因为铁路公司是绝对不能容忍这种事发生的。游民和警方之间发生了扭打和拳脚相加。埃尔伍德·默里在报上写道：警察在这里滥用警棍。

于是，这些人会沿着铁路线走到很远的地方再跳火车，但这样做更难，因为那时火车已经加速了。确实发生了几起事故，还有一个人死亡——一个不到十六岁的男孩命丧车轮，整个人被碾成了两段。（这起事故之后，劳拉把自己锁于房内两天不吃不喝，因为她曾经给这个男孩发过一碗汤。）埃尔伍德写了篇社论，说道：此次的不幸事故令人遗憾，但这既非铁路方面的过错，当然也不应归咎于这个城镇。如果有人鲁莽地去冒险，那他能指望有什么好结果呢？

劳拉向瑞妮讨些骨头去教会的施食所做汤。瑞妮说，她并不会种骨头，骨头也不会从树上长出来。为我们全家的吃喝，她厨房里也需要骨头。她说，省一文等于挣一文。劳拉难道不明白，在这个困难的年头，我们的父亲需要他赚到的每一分钱？但时间长了，她也经不住劳拉的软缠硬磨，总会给她一块、两块或三块骨头。劳拉不想碰这些骨头，甚至连看都不看，因为她会觉得恶心。于是，瑞妮会帮她包好，叹口气说：“喏，拿去。这些流浪汉迟早会把我们家吃空的。我还在里面放了一个洋葱。”她认为劳拉不该去施食所帮忙——对她这样的年轻姑娘来说，这种活太粗了。

“你不该叫他们流浪汉，”劳拉说道，“人人都不理睬他们。他们只是想要工作。他们想要的只是一份活儿。”

“敢情，”瑞妮怀疑而又生气地说道。她私下会对我说：“劳拉活脱脱是她母亲的翻版。”

我从来没跟劳拉去过施食所。她没叫我去，反正我也没有那个时间。父亲现在认为，我必须学着管理钮扣厂——这是我的责任。由于我没有兄弟，我在蔡斯父子公司要充当儿子的角色。不过，若去掌管工厂，我得弄脏我洁白的手。

我知道我没有管理生产的能力，但我没敢反对。每天早上，我跟着父亲去厂里，看看现实的世界是怎么回事（父亲如是说）。如果我是个男孩，他早就让我到流水线上去干活了。这好比打仗：如果将军自己做不到，那就不能指望他的士兵做到。实际上，他让我盘点存货、结算账目——进多少原材料，出多少成品。

我干得很糟糕，多多少少是故意的。我感到厌烦，却被逼无奈。每天早上，当我穿着修女般的衣裙到达工厂，像条狗一样跟在父亲屁股后面，我就会经过流水线上工人们的面前。我感到女人们在嘲笑我，而男人们则盯着我看。我知道他们在我背后拿我取笑——女人无非是笑我的仪态，而男人们则是笑我的身体。这是他们实行报复的一种方式。我在某种程度上并不责怪他们——身处他们的地位，我也会这么干的——但我还是觉得受到了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