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大牌医生与其手下新人。

我正陪莫迪坐着，听到没铺地毯的水泥台阶上传来一阵好似羊群出动的声音，叽叽喳喳，咔嗒咔嗒。嗡嗡的说话声，听得最清楚的，是他浑厚的大嗓门。

莫迪的门敞开着。羊群在门口站定。

大牌医生是老年病专家，还是个世界级的专家，这是人家告诉我的。他开始滔滔不绝。

这是胃癌，他们读过记录了，他们看过幻灯片了。典型症状是……下面几句话我听不懂。好，女士们先生们，请……于是一大群人冒了出来，一起挤进门来。莫迪坐着，稍稍勾着点腰，垂着头，是醒着的，瞪着床单。

她看起来不舒服。跟着医生们一起来的护士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出来莫迪不对劲，走上前来说：“福勒太太，亲爱的，靠着坐，嗯，靠着……”但是她知道莫迪是怎么一遍一遍地说扶我起来，扶我起来的，知道我是怎么一遍又一遍地扶她起来的，也知道莫迪平日就像现在这样坐着，一次好几分钟，好几个小时。

我们把戏做足：让莫迪靠着枕头，她一言不发，一大帮医生围观。

莫迪紧闭着眼睛。

大牌医生犹豫着，拿不定主意要不要给她做检查，好让学生学到点东西，但是他最终决定还是不做了：但愿是人性让他做了这个决定的吧。

他们后退几步，站到门外。

大牌医生解释说，莫迪现在处于昏迷状态，会在睡梦中悄悄走掉。

这让我大为震惊。护士也吃了一惊，情不自禁地叹了口气，恼怒地叹了口气。

因为莫迪多数时间是清醒的，努力克制着疼痛。她吃药后会沉沉地睡上一两个小时，然后又挣扎着醒过来。

四周静悄悄的，一片肃然，大牌医生正在说，福勒太太是一个极其独立、富有自尊的人，她从来不想用药，而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必须小心监控——如此如此，等等等等——但是很幸运，她现在陷入昏迷，不会再醒过来了。

护士很恼火。她训练有素，不允许自己与我有眼神交流，但是我们彼此都充分理解。因为，当然了，做监控的是护士们，关注着病人们的需求、情绪的变化，医生不过偶尔露个面，吩咐吩咐。我坐在这儿观察、倾听时，发现给人印象最深的事情，就是护士和医生之间那条绝对不可逾越的鸿沟。知道实际情况的是护士们，对医嘱护士们会调整、改善，常常还干脆无视。发号施令的人根本不知道实际上发生了什么，如此之神奇的系统是怎么发展出来的？

医生们离开去了主病房，喧哗声渐渐远去。

莫迪低声说：“扶我起来，扶我起来。”护士抱歉地朝我笑笑。我起身，扶她起来，让她以原来的姿势坐着，不知为什么，这样的姿势倒让她更舒服。

“我去关门，就关一分钟。”护士悄悄地说，意思是，医生就不会知道你把她扶起来了。

她关了门。莫迪：“把门打开，打开，打开。”

“就一分钟，莫迪，等他们走了。”

没一会儿，他们又踢嗒踢嗒、叽叽喳喳地经过病房，下楼去了。

我把门又打开，餐车朝这边过来，哐，嘭。

“福勒太太，来点汤？三明治？冰激凌？”

我替她回答：“请给点汤，再要一点果冻。”尽管她如今根本什么都不吃。

我把汤递到她嘴边，她摇摇头。我舀了一勺果冻。“不要，不要，”她悄声说，“扶我起来，扶我起来。”

我照办，一次又一次，整晚都这样。

然后，九点了，已经换了夜班了。我等着，好去和夜班护士们说话，亲自告诉她们她今天过得怎样——和昨天以及前天一样——夜班护士们微笑着，弯下腰对莫迪说：“你好，亲爱的，你好，你怎么样？”

夜班护士里，有三个棕色皮肤的，一个白皮肤的，莫迪觉得自己被异类包围了。

“我走了，莫迪，明天再来。”

“你这就走啊，是吧？那好，晚安。”

《马里波恩的女帽工》今天问世了。他们在出版之前重印了两次。莫迪的事让我忙得团团转，没能好好享受这一时刻。它会卖得很火的。当时我放弃了可爱的、待遇丰厚的工作，也偶尔暗自觉得自己真是疯了，看来都是瞎担心。

今天一大早我把书读了一遍。阴暗的冬日早晨，死气沉沉，冷得很，但是《马里波恩的女帽工》的封皮色彩鲜艳，很漂亮。我把莫迪艰难的生活改写得轻松愉快，充满了意外的惊喜，我多么享受这个过程。在我的版本里，莫迪的孩子被人从她身边偷走，但是她知道他在哪儿，悄悄地去看望他，两人互相支持，以对抗她那坏心眼的情人，她爱这个情人，唉！但是后来她与一个年长的男人建立了持久关系，两人互相尊重，他是个富有的酒店老板，珍视她，帮她夺回了儿子。她是制帽间里备受器重的首席助理，在这位无私人士的帮助下，她自己创业，生意越做越大，贵族常常光顾，就连几位不那么显要的皇室成员也会光临。我给她创造的这个人生，莫迪一定会喜欢。

莫迪在老医院已经住了三个星期。除了她一天比一天焦躁不安外，我看不出她有什么变化。她要我把她放平躺下，一旦放平了以后，又要我把她扶起来。她没完没了地请求，把我扶起来，但是她控制不住，会向前倒，于是又凶巴巴地要求，让我躺回去。

护士们进进出出，关注着，“监控”着。莫迪现在用的药非常厉害，莫迪根本算不上神志清醒，但有一点：莫迪绝对没有陷入昏迷。莫迪没有放弃，没有接受现实，离放弃和接受现实还远着呢。

莫迪还在对我说，准确地说是嘟囔着：“带我回你家——嗯，你回家的时候带上我。”

莫迪既明白也不明白自己得了胃癌，就要死了。

更确切地说，有一个明白的莫迪，还有一个不明白的莫迪。

我觉得，莫迪真的死了以后，那个不明白的莫迪还会留在这儿。

哦，老天啊，要是莫迪肯死就好了，要是她肯就好了。当然了，我知道这不对。我现在在想的是，的确有可能，控制死亡进程的不是身体，不是她胃里那块随着每一次呼吸不断长大的肿瘤，控制它的是不肯死的那个莫迪的需求，她需要调整适应——适应什么？谁又能知道，莫迪低垂着脑袋，眼神木然，在这后面，有些什么重大过程在进行着？我觉得当这些过程完成以后，她就会死去。这就是为什么我永远不会提倡安乐死，或者说，没有成千上万条安全法规保障，我是不会提倡的。那些看护者、继承人、至亲至爱者，他们希望垂死的人能早日死去，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一负担的压力实在是太可怕了。而垂死的人承受的痛苦远不如看护的人那么大，有没有这个可能？莫迪疼得厉害——间歇的，两餐猛药之间——但是疼痛是这世界上最糟的东西吗？反正对于我来说它绝不是。莫迪神志清楚的时候，也绝不这么认为。一旦垂死之人过了某个阶段，正常的、人类的标准就不再适用，或者说不轻易适用，为什么会这样？莫迪这一辈子都不曾用肉体是否疼痛作为标准来衡量发生在她身上的一切。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臆断她如今变了？她依旧害怕死亡，我知道，因为她需要一直敞着门，那道可怕的门，放进来那些噪音（放进来生命）——沉重的脚步，说话声，车轮声，杯盘碰撞的声音。但是她真正在想的事情或许根本与疼痛无关。疼痛是她要对付的，它就在那儿，她能感觉到它来了又去，缓和一阵又剧烈一阵，她得改换姿势——扶我起来，扶我起来！——但我们压根不知道她心里到底在想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