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自由热带稀树草原与第九王国（第2/19页）

在“黑土地”旅馆停留的最后一天里，快到午夜时分——所有的客人，也包括那个女厨师都已经走开了——，我回房间时经过敞开着的厨房，看见那服务员坐在满满一大木盆碗盘前，用一条桌布一个接一个地擦着碗盘。后来我从上面的窗户望出去，只见他站在下面的山涧桥上，穿着裤衩和衬衣。他那弯曲的右臂上托着一摞盘子，他一个接一个地拿下来，又一个接一个地让它们漂到水上去，像一堆飞盘一样，整齐，优雅。

这个年轻的菲利普·柯巴尔在“黑土地”旅馆四人间里度过的夜晚几乎完全是没有梦的。几年前，被关挤在寄宿学校宿舍里，让持续的头痛牢牢地钉在枕头上。我常常想像着，独自在自由的天空下躺在自己的床上，躺在一片广袤的平原中间，暴风和雪片席卷扫过，我暖暖和和地裹在被子里，直到耳根，惟独我的脑袋冻得都要炸裂了：由于这咆哮的山涧，这样的想像现在成了现实；山涧推移了这位睡眠者房间的墙壁，替代了他的梦。

仅有一次，他梦见父亲了（他当之无愧地享受着山涧工人的养老金），或者其实只是梦见了那个父亲可能要把家史写上去的本子。它变成了一本书，和实际不一样了，不是一行行写得歪歪斜斜的，记着哥哥的战地邮政编码和菲利普的衣服的数字，满本子都是文章，不是手写的，而是印刷的。这位山涧工人成了农民作家，世纪转折时期斯洛文尼亚农民一个合乎时代的继承人。他们的作品被收集起来了，按照他们习以为常的叙述时间，他们被翻译过来的意思叫做“夜晚之人”，这在他们登场之前也可能就是晚风或者晚间飞蛾，而在他们离去之后无非就是那“晚报”了。这本梦中之书专心致志的读者就是那个年轻的服务员。

我背着那蓝色的海员背包，拿着那根榛子树杖，站在波希斯卡-毕斯特里卡火车站的高台上。这时，刮起一阵徐徐的晨风。我打算继续南行。从发车轨道处望去，穿越群山的隧道在背面那儿依稀可见。像边境那边的米特尔一样，这里也是楼房第二层用作住宅。像那里一样，天竺葵的花也从小木盒里飘落到鹅卵石上。这期间，我觉得气味都变得让人惬意了。这两个国家的小火车站，连搪瓷牌上的文字都是共有的，上面都标的是“超越亚得里亚海的高度”，显示的是同样一个基本图案：昔日帝国的图案。一道石门通往旁边的厕所里，门上涂的是蓝色，就像家乡圣像柱上的苍穹一样（里面仅仅只有一个坑是用来大小便的）。一间木屋上，钉着一个个牛角，巨大无比，像是水牛角。那个归属车站的菜园子顶头呈现出一个三角地，被豆蔓围起来了，其中一个调料作物菜畦里覆盖着郁郁葱葱的莳萝菜。三角地尖上长着一棵樱桃树，地面上留下了黑乎乎的果实痕迹。在站前广场的栗子树上，燕子叽叽喳喳叫个不停，一个也看不见，只听到它们在树叶丛里持续不断地扑棱来扑棱去。候车室里铺的是木地板，镶着黑色的缝条，连同高高的铁火炉一起，看上去和家乡汽车站的木板棚一模一样。候车室两面开着窗户，像几乎始终空着的样子，笼罩在一种住家的光亮中。在水泥地面上已经半是沉陷的入口旁边，有一个脚踏垫，是由皇家铸钢做成的，像一把朝上翻起的刀刃，左右镶嵌着有装饰图案的小画像柱。整个建筑显得如此宽敞，同时每个细节又那样精雕细刻。在这里，我感觉到一种宽厚的精神在呼吸着，那些当年在帝国时期曾经构想并使之充满生气的人，他们的精神在呼吸着，而且连这个现在正在思考着这一切的人也不是什么恶人了。

在我旁边，一队士兵等待着，鸦雀无声，胡子拉碴的面颊上，留着汗水干结的痕迹。靴筒上满是泥点。我的目光从他们身上移向南面的群山，山顶已经映照在阳光下。沃凯因的上空终于露出了笑脸。在这一瞬间，我下定了决心，徒步翻过这座山脉，说着就上路了。（“再也不过隧洞了！”再说：“我有的是时间！”）随着这个决心，大地猛地一动，看样子，仿佛伴随着它，白天才来到了。而在那个另外的语言里，这“猛地一动”不也同时意味着“战斗”吗？

直到这时候，我知道的惟一山峰就是拜岑山峰，比这里的山还要略高一些。在背阴的围谷里，就是到了夏天，有时候也会看到雪景。不过，你慢慢悠悠地攀登上去，更确切地说，那是一种漫游，而且我常常和父亲一起登山漫游。到了半山腰上，我们就在一个谷仓里满是尘灰的干草上过夜，过后我的眼睛因此而肿胀得无法眺望四周。只要我们一走到一户人家附近，通常都有一条狗扑过来，主人紧随其后，一边跑着，一边又是吆喝，又是挥舞棍杖：山民从骨子里就怀疑这些来自平川的小民，因为这些人踩踏了他们的牧草，使他们的牲畜受到了惊吓，采走了他们树林里的蘑菇。等你走到近前时，他们才会和缓下来；一看见这些陌生人中有那个远近有名的木匠，自家的屋架也是出自他手，又是叫你吃熏肉和面包，又是让你喝果子酒。有一次，到了再往后就是南斯拉夫的山脊边境线上时，父亲叉开两腿站立，一只脚站在这边，另一只踩在那边，然后给我来了一次简短的演讲：“你来看看吧，我们的名字意味着什么：不是两腿叉开站立的人，而是边缘人。你哥哥是个中间人——而我们俩就是边缘人。一个柯巴尔人，既是那个用四肢爬行的人，又是那个步伐轻盈的攀登者。一个边缘人，这是一种边缘生存，却不是一个边缘形象！”

上山时，我不时地回头望那片他国之地，像出于感激之情一样。在那个与家乡如此不同的地方，没有人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人家对我提出的几个问题，无论如何不是什么狡诈的问题。通常情况下，我总是低着头，面对夏日的草地从我的下方无声无息掠过，思念着开往战争前线的哥哥，他再也听不到鸟叫了，再也看不到“路边盛开的鲜花”了。我浑身都感到，这坚持不懈的攀登使得身子骨作好了应对秋天的事情的准备，不管是服兵役还是上大学，作好了应对下一个敌手的准备。那些蜥蜴要么变换成滚动到一旁的路石，要么像鸟儿一样在灌木丛里刷刷响动。我久久感受着最后一丝人气：山村尽头一户人家门前一堆湿漉漉黑乎乎的衣服（这时，我心想着，斯洛文尼亚语中有一个独特的词语表达这样一户“尽头人家”）。然后，我就一个劲地顺着草丛里那一道道证实就是把人常常引到无路可走的野兽足迹行进。我所听到的一切是一种和谐的昆虫嗡嗡声，像一群离得越来越远的人的声音。在我背后，那片谷地沉没了，取而代之的是，在尤利安山天际线上，浮现出了那三头峰，也就是南斯拉夫的群山之巅特里格拉夫峰。我身前身后无非都是荒野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