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第2/3页）

我们终于做好了一切部署。我和亚瑟负责溜进船长的房间把枪和弯刀拿走，然后尽可能快地制伏船长和大副；罗伯特负责放风，如果有水手从甲板进船舱，就用木棍制伏他；然后我们三个人会合。其他行动就要靠到时候见机行事了。如果我们能又快又顺利地制伏那些船员，没遇到什么抵抗，我们就不打开船舱的门；否则的话，我们就打开船舱，让奴隶都出来，制造混乱，并趁着大家还没搞清楚状况的时候搏一搏：要么重获自由，要么把命搭上。如果能成功夺船，我就试试把船往北开，我们相信借着风力会重回自由之地。

我记得那位大副叫柏迪，但奇怪的是，我对人名一向过耳不忘，现在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当时的船长叫什么名字。我只记得船长身材矮小，举止很有教养，总是腰杆挺直，看上去非常神气也非常有胆识。如果他现在还活着，有机会看到这本书的话，他会惊讶地发现，原来还有这样一件事没有写进1841年从里士满到新奥尔良的那段航行日志里。

我们做好了所有的准备，只待时机成熟。但谁能料到，罗伯特突然病倒了。我们很快就得知，他得的是天花，而且情况不容乐观。最终他在到达新奥尔良的四天前死了。有个船员用罗伯特自己的毯子把尸体裹好，脚部压上了一块大石，拖到舱口，用索具吊起来，然后把尸体抛进了白色的海浪里。

因为突然出现了天花，我们人心惶惶。船长命人在船舱里撒上石灰，还采取了其他的预防措施。罗伯特的暴毙和突然出现的恶疾都让我万分压抑。我望着茫茫大海，又一次陷入了无尽的绝望。

罗伯特的尸体被抛入大海的一两天后，我在傍晚时分倚在前甲板附近的舱口漠然发呆，只觉得所有希望都没有了，只剩心灰意冷的感觉。这时，有个好心的水手走了过来，和善地问我为什么那么消沉。这位水手名叫约翰·曼宁。我从这位水手的语气和关切中看出他是真的在关心我。于是我告诉他，我本是自由人，被人绑架了才会沦落到这里。他表示了深深的理解和同情，并详细地询问了我具体的经过，我也事无巨细地全告诉了他。他听完我的遭遇后，用水手惯用的语气发誓说要帮我，于是我问他能不能给我找来纸笔，这样我就能给我的朋友写信了。他满口答应了，但麻烦的是，我去哪里悄悄写信呢？如果我能趁他换岗的时候偷偷溜进水手舱，然后等其他水手都睡着了，应该就没问题了。于是我又想到了躲在甲板上倒扣的小船里。他建议我最好尽快把信写好，因为我们快要到达密西西比河口的巴利兹了，这机会难得，错过了太可惜。于是，我按照刚才的设想，第二天晚上就躲进了小船里。他守哨到半夜十二点，然后我看着他回到水手舱，我过了大概一个小时之后悄悄地走了进去。他在一张桌子边上打瞌睡，睡得有点迷糊了，桌上放着纸笔，还点着一盏昏暗的灯。我一走进去，他就立刻清醒了过来，招呼我坐到他边上，给了我纸笔。我写了一封信给仙蒂山的亨利·B·诺萨普，告诉他我被绑架了，现在正在开往新奥尔良的“奥尔良”号上；我还告诉他，我现在没办法得知最后到底会在哪里落脚，希望他能想办法救我。曼宁把信读了一遍，然后封上，并写上了收信人和地址。他答应我，一定会到新奥尔良的邮局把信寄出去。随后，我迅速地回到了之前藏身的小船里，第二天一早趁奴隶们出来走动的时候悄无声息地混进了他们中间。

曼宁生于英国，后来居住在波士顿，是一个正直慷慨的水手。当年他二十四岁左右，身材高大结实，看上去就是善良的好心人。

我们在船上的日子就这样日复一日地过去了，最后终于到达了新奥尔良。船一靠岸，尚未停稳，我就看到曼宁跃上了岸，急急忙忙往城里赶去。离开前，他还特地回头看了我一眼，表示他一定不会忘了把信寄出去。没过多久，他就回来了。他从我身边经过时，特地用胳膊肘碰了碰我，轻轻眨了眨眼，小声地告诉我：“搞定了。”

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亨利·B·诺萨普收到了那封信，随后他去了奥尔巴尼，把这封信呈交给了苏华德州长。但是，由于信上没有写明我的确切下落，当时也就没法进行营救。所以，他们决定暂时搁置，等确定了我到底身在何处再说。

轮船靠岸之后，我目睹了激动人心的一幕。曼宁刚刚赶去寄信没多久，就有两个男人走了过来，一边走一边大声地喊着亚瑟的名字。亚瑟看到那两个人瞬间欣喜若狂，恨不得马上从轮船上直接跳下去。他飞快地冲到那两个人面前，牢牢地抓住他们的手，久久不肯放开。这两个人是专门从诺福克过来救他的。据说，当时绑架亚瑟的人被捕了，后来被关押进了诺福克的监狱。他们又和船长谈了一会儿后，就带着兴高采烈的亚瑟离开了。

码头上人头攒动，但是没有人认识我，也没有人会注意到我。一个都没有。耳畔没有任何熟悉的声音，眼前也没有一张熟悉的脸庞。亚瑟很快就能一家团聚，还能看到绑架他的凶手被绳之以法。但是，我此生还有机会见到我的家人吗？我当时的心情，是一种最悲痛的绝望，甚至后悔没有跟罗伯特一起葬身海底。

很快，奴隶贩子和收货的人都走上了船。一个高个子、脸细长、肤色很浅、背有点驼的男人拿着一张纸走了上来。他就是伯奇的同党，负责接收伯奇的奴隶，我、伊莱扎和孩子们、莱西还有后来在里士满上船的那些奴隶都由他接收。他的名字叫西奥菲勒斯·弗里曼。他拿着那张纸，一个一个地报着名字：“普莱特。”没人回应。他又叫了好几遍，还是没人回应。然后他报了莱西，接下来是伊莱扎等人，他把名单上的名字全报了一遍，每个报到名字的人就往前走一步。

“船长，普莱特在什么地方？”西奥菲勒斯·弗里曼问道。

船长也毫无头绪，船上没有人知道普莱特是谁。

“那个黑鬼是谁送上船的？”他指着我问船长。

“伯奇。”船长回答道。

“你就是普莱特啊——名单上写得清清楚楚。你为什么不走上前一步？”他怒气冲冲地质问我。

我告诉他我不叫普莱特，从来没人叫过我这个名字，不过如果他想这样叫我，我也不反对。

“我算记住你了，我也记住你名字了！你自己最好也给我记清楚……”他骂骂咧咧地说了一大通。

这位弗里曼先生的骂人功夫跟他的同党伯奇不相上下。在船上大家都叫我“管家”，现在又被安上了个新名字“普莱特”——伯奇在“发货”的时候用了这个名字。我在船上的时候就看到下面有些带着镣铐干活的奴隶，下船的时候我走过了他们身旁。我们一行人被赶到了弗里曼的奴隶围圈，那地方跟古丁在里士满的围圈非常相像，就是院墙不是砖砌的，而是用尖端向上的厚木板围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