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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手里清洗着芒果,把这段戏词连唱了三遍。

“是《柳荫记》。”婆婆在门口说道。

“婆婆。正好您在这儿。”婆婆通晓所有曲目和生旦净末丑的唱词唱腔。在宫中作人质时,她听过名角儿们给慈禧太后和小皇帝唱戏。这是她和其他“女宾”为社稷稳固献身的唯一奖赏——看戏曲名角儿排戏,有时还能看正式演出。“接下来是什么?”我问婆婆,“无缘对面不相逢的下句是什么?”

“先把围裙给我,让我干点活。”

我把一袋虾倒在桌子上。

婆婆挽起袖子,把围裙系在腰间,将一只发亮的青灰色虾子的头剥下来,用小生饱满洪亮的声音唱道:

“兄送贤弟到河坡,漂来一对戏水鹅。”

尽管没做出戏子那种夸张身段,婆婆的声音和表情依然把角色演活了。

后来,我和阿梅在花园再遇到婆婆时,她脸上又恢复了深如古井水般的晦涩神情。但她一看到阿梅,便放下水壶,伸出了双臂。多亏有阿梅,因为她,婆婆总算答应搬来跟我们住。我多希望当初能早些说服她。她在韩家受了大太太多少欺负啊。

“不要吮手指。”她对阿梅说,“跟奶奶一起唱。奶奶教你一首新歌。你听好了。”

“你好比断线风筝飘无际。”

阿梅跟着奶奶,用甜美纯真的童音,一字一字地唱。

人不能一天到晚总是心事重重,担惊受怕——起码在那些日子我不能。那是四月天,到处开满了绿色、黄色、粉色、珊瑚色和淡紫色的花朵,正是草长莺飞、百花竞艳的时节。同胞正在遭受的苦难,我丈夫以及我们所有人所处的险境,我们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我们只看到些关于战争的报纸新闻和小道消息,戏里的古老故事反倒更为真实。春光明媚,更容易使人联想起神仙眷属。

下午,我坐在桌前记录和阿桂在市场上的花销,心里想着那出戏——梁祝的十八相送咏诗和柳下誓约。我在页首写上日期。我咬着圆珠笔头,想到祝英台的父亲,是他的贪婪拆散了这对恋人,都怪他横了心要把女儿嫁给富家公子。

6两鱿鱼,我在纸上记下,此时我又想起了与母亲的旧日心结。当年母亲要我嫁给吴丹本的儿子,后来又是于腾水的儿子、李犇的儿子。全是些富家子弟。我们家的地都在母亲名下。她总是坐在大红桌边,计算着外公留给她的地产所带来的佃金收入。这几年,她在一个带活动桌板的坐垫椅上看账,把桌板拉到膝盖上方。有时她也会坐在床上,在红木床头桌旁盘点。当然,她对穷人很大方,但她也对每一厘钱的去向一清二楚。

1斤洋葱,我写道,4角……

我拿着单子去楼下母亲的房间,心里升起一丝苦涩。我还记得她是怎样提醒我,聿明家道穷困和血统不纯。“如果你嫁给他,”她说,直到现在我依然忘不了她声音里的恼怒,“你的孩子就不会是纯正的汉人,他们将有四分之一的蒙古血统。”

“他们将是成吉思汗的子孙!”我大吼。我气极了,将茶杯砸向地面,冲出房间。

“你被惯坏了!”母亲在我背后嚷道,“你以为这些上好瓷器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不过,那毕竟是好些年前的事了。之后她也渐渐接受事实,甚至还祝福我们的婚姻。我敲了敲她的房门。“购物清单。”我边进屋边说。

“谢谢,乖孩子。就放我桌上吧。”

“白糖花了8块钱。”我多说了一句,不由自主地想为难一下她。

“这么贵?”

“中国白糖的价。”我说,“您要为了省3块钱用日本白糖吗?”

“当然不会。过来,孩子。”母亲拉起我的手,“如今局势不同了。对付眼前的困难应该灵活着点。你婆婆今天还好吗?”

“她很好。”

“那就好。我好像听见阿梅在唱什么戏里的词?能带她过来唱给我听听吗?”

我有些惭愧。母亲对待婆婆一直都很好,我怎么忘了呢?我捏住她的手道,“我这就去叫阿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