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预防艾滋？生大蒜和红辣椒（第2/5页）

每列火车一到站，站台上就有人等着招建筑工人。他们提供每天大约一百泰铢的工资和工地的露营床。最漂亮的女孩则会被招去妓院工作。之后是双方按部就班地提供合同，谨慎的犹豫，口头成交，最终坐上站外无数皮卡中的一辆离开——这一切都只发生在火车到站后的几分钟里。人群中可以看到一些年幼的孩子，他们看上去比其他人更手足无措。尽管警察全身戴着徽章四处巡逻，也会对着他们挥舞手枪，但这些孩子最终也会在警察的眼皮底下找到工作。理论上，即使是泰国，也有反童工的法律，但在实践中，就和亚洲其他许多地方一样，没有什么是真正违法的。

我的南行列车预计将在十点二十分准时出发。泰国铁路体现了高效的公共行政，也促进了国家的快速发展，并且如同佛教和君主制，仍然是这个古老社会的凝聚力的来源之一。火车离曼谷越远，火车站里的人越多，这给人留下一种军事化社会的印象。在这儿，无论是学生、邮递员、摩的驾驶员还是检票员，每个人都身穿制服。同样身穿制服的乘务员身上戴满徽章，简直让人误以为他是一位空军司令，天知道这些徽章分别来自什么活动。整趟旅行就像一场持续进行的宴会，每个车站都有无数摊贩拿着装满当地特产的箩筐上下列车。

我的一天一夜都在旅途中度过。到了晚上，我在车轮发出的哐哐声中安然入睡。大约凌晨五点半，那位空军元帅乘务员把我叫了起来。整个车厢弥漫着陈腐的气味。我没刮胡子，由于昨晚和铁路警察喝得酩酊大醉，舌头干燥得就像一张我们喝的湄公（一种泰国的威士忌）酒瓶上的砂纸。我不禁想道，也许一年这样的旅行是疯狂的。但我只要走下列车，吸入一口清晨特有的清爽空气，就能再次燃起热情：我正在也拉！在我的一生中，我还能有多少次机会踏足这个地方？

我想起常畅和他让我冥想的建议。也许这趟一个人的旅行就是我的冥想。从日常生活中解脱出来，除了自己的良知外不用对任何人负责，我的内心恢复了平静。轻率的念头浮现，愉快又稍纵即逝。我的内心深处感到无比高兴。我在车站外的一个摊位喝了一些汤，然后出去散步。

也拉就像其他许多城市，没有什么值得谈论的大人物。主街两边都是商店，店的布局千篇一律：一楼用于销售，二楼则用于生活起居。这些店的老板都是华人，说起我们坚韧强大的中国人，他们在刚抵达这里时身无分文，如今却已经拥有自己的商店。他们穷尽一生来追求一种被他们自身的文化所鄙视的目标，并以此来赎回自己。

我的第一个目的地是勿洞，地处泰国和马来西亚交界处的一个小山脉上。这个天然屏障将半岛一分为二，同时也划分了两国的国境。我和另外五名乘客共同搭乘一辆出租车。我们从亚拉出发，在短短两个小时的时间内行驶了八十六英里。其间我们经过肥沃的红土地，在橡胶和菠萝的种植园中穿梭，随后驶上一条盘山公路，在浓雾中，壮丽的岩石山峰若隐若现。

勿洞曾被称为一个满是间谍的危险小镇。但现在一切都变了，这里给人的第一印象非常舒服。镇上的入口处有一块漂亮的市政标志牌，上面骄傲地宣称：“勿洞以美丽的风景而闻名。”其他的标志牌也都用英文写成，为游客指明前往公园、体育场，以及（也许出于一些不可告人的原因）监狱的方向。此外，主广场上一个巨大的红色信箱形状的纪念碑无时无刻不在向游客提醒它的存在，据说它是世界上同类雕像中最大的。

即使表面上的旅游宣传波澜不惊，有一点还是会让游客大吃一惊，那就是理发店的数量。在这里，理发店多如牛毛，每隔几米就能看到一家，而且他们关心的显然不仅仅是胡须和头发，这从它们奇特的名字就能看出来——“欢愉理发师”或是“性感理发师”。

我之所以来到勿洞，是为了寻找一个曾经在游击队中待过的人。尽管我来的时候毫无头绪，但结果比我预期的要容易。我入住的酒店的搬运工带我找到了一位摄影师，那个摄影师带我去了一个家电店主那里，那个店主随后打电话给他的一个朋友，他的朋友便骑着一辆摩的把我接到了一家卖传统药品的药房前。药房的窗台边摆满了延年益寿的晒干菌类和瓶装的绿色药膏。一个小时内，几个华人轮流接手，最后把我带到了吴先生面前。吴先生是一个中年男子，身材瘦小，但气宇不凡。

吴先生曾经在游击队担任医生，一做就是二十年。随着游击队在1987年投降，他成了勿洞最著名的药剂师。得益于他常年生活在丛林中的经验，他也是唯一一个对附近山区里的植物、根和树皮的疗效了如指掌的人。

吴先生给我倒了茶，还给我看了他的家庭相册，里面有他和他妻子在游击队时的照片。他建议我应该去游击队营地看看，离这儿只有五公里远。他关了店后，我们一起出发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马来西亚的游击战就开始了。到了1957年，英国政府终于承认马来西亚独立，称之为马来西亚联邦。

傍晚时分，我在勿洞市中心漫无目的地散步。随着太阳落山，数量庞大的鸟群一下子飞过来，仿佛遮住了阳光，它们的叽喳声合出震耳的噪声，甚至淹没了酒吧的音乐。成千上万的鸟儿就这样在街上的电线和电线杆上露宿了一夜。

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妓院门口来来往往的马来人。每个黑漆漆的窗户上都贴着告示，上面的字小得几乎无法辨认：“不戴避孕套有感染艾滋病的风险。”我去了其中几家，他们的装修都大同小异：一个如同在酒吧的柜台，塑料椅子上坐着许多女孩，还有一些小房间，供情侣休息。使用房间一小时的租金从一百二十到两百泰铢不等，女孩陪伴一整天的租金则介于一千至一千五百泰铢之间。

“要戴避孕套吗？”我问道。

“如果你不想戴的话，只需多付一点钱。”

就这样，艾滋病如燎原之火一样蔓延开来。一个二十五岁的女士正带着一个三岁左右的小孩在她脚边玩耍，她向我解释说，勿洞的理发店里有大约三千名女孩，其中许多来自北方（用她的原话说，“她们皮肤更白，所以马来人更喜欢她们”）。最近有几百人被赶走，因为她们还不满十六岁。但如果我对她们感兴趣的话，她也只需要打一个电话到附近的宿舍即可。

门外，我遇到了一个高加索人。他在人群中显得非常显眼，是我在镇上看到除了我以外唯一的西方人。他似乎非常安静，我问他在勿洞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