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慈禧的布局：荣禄崛起（第4/5页）
荣禄怎么办呢？
荣禄的做法可以用“三不原则”来概括——不答应，不反对，不说话。
所谓不说话，这并不是我在开玩笑，而是真实的情况。自从重返北京后，荣禄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场合说话真的是很少的。他比过去更加神秘，也更加深不可测，以至于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关于他的史料都不多，荣禄其实是胸有成竹。
这就是官场上的角逐，它和我们熟悉的军事上决战是不同的，军事上决战是痛快地杀个你死我活，然后回家痛快地洗个澡，睡个好觉（如果还活着的话）。
而官场上的角逐恰恰是看不见刀光剑影的，奏章、朝会，这就是战场，需要的是坚忍、冷静和谋略，在表面和气下的稳、准、狠。官场上的角逐讲武力是没有用的，反而要尽量避免以武力相威胁，因为那意味着把自己和对手都逼入绝境，再无回旋的余地。大家毕竟都是在一个“场”上混的，把这个“场”都震坍了，那还混什么啊。
在荣禄整军的同时，端王载漪也开始将他的武胜新队扩编，荣禄特意向载漪提出建议：王爷，您不妨将它改名为“虎神营”。
“虎”能吃“羊”（洋），“神”能制“鬼”，蕴含着端王集团能把最忌惮的洋人赶尽杀绝、让满人过无忧无虑日子的意思。载漪十分满意，估计差点拍着荣禄的肩膀说：“兄弟啊！”
从帝后权斗到满汉党争
三个月后（1899年6月），“兄弟”荣禄的整军工作也完成了，一支命名为“武卫军”的新型集团军横空出世！它总兵力超过五万，兵力和禁旅八旗相当，军机大臣荣禄担任总统，所属五支军队统领分别如下：
前军：聂士成，兵力1.4万，驻扎天津芦台，兼顾大沽、北塘等海防重地。
后军：董福祥，兵力1.1万，驻扎天津蓟县，兼顾通州防务。
左军：宋庆，兵力1.2万，驻扎山海关，防卫关外。
右军：袁世凯，兵力1.1万，驻扎天津小站，协守天津。
中军：荣禄兼任，兵力1万，驻扎北京南苑，镇守北京南大门。
五支军队中战斗力最强的自然是老袁的右军，也就是之前的小站新军。从1895年12月起，老袁已经在小站训练这支军队三年半了，除了还没剪掉辫子，这支军队从各个方面来说都称得上与国际接轨了，而且是与当时的世界最强陆军——德军接轨。
而战斗力最差的就是荣禄大人的亲兵队——中军。这支军队是向八旗妥协的产物，“官N代”的八旗子弟混迹其中，吃空饷的，混吃混喝的，凭着士兵身份到外面胡作非为，强吃强嫖的都有。估计荣禄也知道这支军队就是面子工程，亲兵队差成这样他也不在乎，而袁世凯大人眼疾手快，继向荣禄提出组建中军的建议后，他又向荣禄提出从中军中挑选一些可以受管教的士兵（大约2000多人）跟右军一起训练，由他“代训”，大家知道，袁世凯同志训练出来的军队是什么样子的，“袁家军”又扩充了人数。
慈禧最信任的自然就是董福祥的后军，本来慈禧是令后军驻扎北京南苑的。而自从跟洋人闹翻后，董福祥就在南苑待不下去了，公使们一致向总理衙门施压，要求将董军调出直隶，而这一次慈禧宁愿得罪明知道得罪不起的洋人也要将董福祥军留在京畿。武卫军中，除了中军，这是驻扎地离北京最近的军队，而且表面上驻扎蓟县，实际上却是历来重要的通州大营。历代的大清皇上一旦有事儿，肯定会想起西面的西山健锐营和东面的通州大营，这两支军队都是用来对付其他军队的（防备造反）。西山健锐营掌控在端王的弟弟载澜手里，老人家就只能把她的后路留给董福祥董大人了，她并没有追究董福祥惹恼洋人的责任，还经常额外赏赐点军饷（一出手就是一万两），甚至还亲自赏过董福祥一个很贴心的小礼物——一把火镰，因为她知道董大人是从来不用“洋火”（火柴）的。
从整体上看，武卫军从北京以东的海防前线，以梯次队形环绕北京东南驻守。它和之前的八旗、绿营、练军是统统不同的，之前这些军队是驻防军（战时才调到前线），更像我们今天的警察。而武卫军属于拱卫京师和保护国门的机动部队，基本相当于我们今天的野战军，它的训练方法和武器也都是西式的（包括“反洋”的董福祥军）。
不过，这支“新式军队”的政治地位和禁旅八旗仍然不是在一个级别上的，汉军一直都是被戒备的对象，这是朝廷百年来的规矩，连慈禧也没有办法。如果没有特别的命令，作为非八旗的军队，武卫军仍然连进入北京的资格都没有，只能在周边打转转，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禁旅八旗在北京城内耀武扬威。
6个月后，1899年12月19日，在荣禄的上奏保荐下，《马关条约》之后无官一身轻的李鸿章终于又复出了：慈禧任命李鸿章为两广总督。被“外放”出京，到偏远的两广担任总督，李鸿章的权势、地位自然和原来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是无法相比的。但在荣禄大人的协助下，李鸿章终于又找到了出路，意味着他甲午战败和签署《马关条约》而被问责的风头终于过去了，这也是他的“北洋班底”正在复出的积极信号。而更重要的是，在李鸿章入主两广之后，他和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终于连成一片，主宰了大清的东南半壁。
张之洞一直是一个专家型大臣。他的“专”，主要是指在一件事情上——写文章。
张之洞的对联、文章和奏折都是十分有文采的，比如戊戌变法时搞出的《劝学篇》就是张之洞的名篇之一，名扬天下，传之后世。由于张之洞会写文章，很多人爱看他的文章，于是聚集了不少“粉丝”。而张之洞写的不少文章中，有很多是与洋务运动相关的，从而使得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了洋务。在这一点上，张之洞是功不可没的。
但大概是由于张之洞太会写文章，他办起实事来似乎就差了一大截。洋务运动时期，他是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和李鸿章一样，办铁厂、修铁路、开矿山，但他“南洋”的成就，远远不及李鸿章的“北洋”，以至于当时的人们给了学富五车的张之洞一个评价——有学无术，看来是比较中肯啊。
刘坤一最大的特色是湘军出身，是在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去世之后，“老湘军”里硕果仅存的将领。当年，曾国藩主动裁撤湘军，士兵们解甲归田，但还有很多中层将领被安置在江南地区转为文职，于是这一批人就不得不成为被朝廷重点戒备和打压的对象了。比如我们熟悉的著名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其实就是对江浙地区湘军系官僚的重大打击，而慈禧也是不会把湘军势力赶尽杀绝的，在基本解除湘军势力对朝廷的威胁之后，慈禧仍然需要保存一面湘军的旗帜，成为去制衡其他势力（比如李鸿章的淮系）的一张牌，这个人就是刘坤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