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义和拳进京前的疯狂（第4/6页）

自从被慈禧绑上她的战车之后，荣禄必须时时刻刻把眼睛盯着对手端王集团，但更加必须时时刻刻盯着慈禧，心里想着慈禧。这种“想”不是某些野史八卦小说里的与慈禧的男女生活作风问题，而是真正站在她的立场，时刻从她的角度出发，以她的权力安全为核心考虑问题，什么叫“更加”呢？就是你可以一时忘记你的对手，但一定要记得你的领导！

因为她是“帝王”，而你自己也是权臣，尤其是军权在握的权臣。

这就是荣禄“官做得越大，胆子却越小”的真正涵义，也是“在官场如何学会自保”的真正涵义，多年的官场沉浮，就是这么一点一点血泪教训累积起来的政治经验。历史上很多的大臣都跟荣禄得过相似的“病”，他们的基本病因其实都是差不多的：怕对手打压自己，更怕领导怀疑自己！

荣禄病了，请假了，不能为老太太公开冲锋陷阵了，慈禧当然会想办法“请”他出山或者逼他出山。但在这之前，慈禧必须亲自来处理义和拳这个棘手的问题，山东有小袁在基本能放心了，主要就是直隶。

“禁”和“剿”——慈禧对待义和拳的根本态度

前面我们说过，慈禧对待义和拳的态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和她处理其他重大问题一样——是以权力安全为核心考虑的。现在，是时候来详细了解慈禧对待义和拳的根本态度了。

对于义和拳，慈禧的态度只有一个字——剿。

虽然它高举“扶清灭洋”的旗帜，到处打着“爱国”旗号，但在慈禧看来这只是对她的统治构成的一种威胁。喂，你们听说过一个未经批准拿着锄头扁担、长矛大刀的民间组织不去下地，而是上街来“扶清”的么？ 

没办法，和所有专制王朝的帝王一样，慈禧是无论如何喜欢不上这帮事实上挑战了朝廷权威、破坏了统治稳定的拳民，骨子里只有厌恶。

当然，当慈禧最初听说“义和拳”时，她并不认为这个组织和以往那些只热闹三五个月就销声匿迹的“乱民”组织有多少区别。在1900年义和拳进入“直隶发展阶段”之前，朝廷并没有专门针对义和拳发过上谕，1900年2月19日（光绪二十六年正月二十癸亥日），慈禧在上谕中首次明确提到“义和拳”，明确要求“禁拳”和“剿拳”（“上年据山东巡抚电称、各属义和拳会以仇教为名，到处滋扰，并及直隶南境一带……著直隶山东各督抚，剀切出示晓谕，严行禁止。”）。

接下来，随着直隶义和拳的“迅猛发展”，慈禧不仅心情更加急切了，态度也更加强硬了，义和拳民也变成了国家层面上的敌人——匪。一个多月后（3月30日），直隶枣强县知县（淩道增）因“缉捕拳匪不力”被慈禧明发上谕，公开革职。虽然只能在直隶的官僚系统中去处罚一个小小的知县，但慈禧不过是要动用她的权威，抓个反面典型，以儆效尤，以一儆百。

不到半个月（4月12日），随着“拳匪”越剿越多，形势越来越不对头，慈禧“剿匪”的心情更加急切了，她在抽裕禄的鞭子（“直隶总督裕禄奏，义和拳会蔓延直境，遵旨派员带队督同地方官妥为弹压，并出示严禁，得旨即著随时认真查禁，毋稍疏懈！”）。

但是在不到半月后（4月21日），慈禧突然又发布了一道奇诡的上谕，一道在后来的史书中争议很大的上谕：

谕以民教皆朝廷赤子，食毛践土自应彼此永远相安，遇有两造（原告与被告）争执之案，止（只）论是非，不分民教，务在持平办理，毋稍偏徇，即民间学习拳技，自卫身家，亦止（只）论其匪不匪，不必问其会不会，是在该督（裕禄）严饬地方官吏，准情酌理因应得宜，非朝廷所能遥制也。

在后来很多人看来，慈禧突然称起拳民为“朝廷赤子”，并且要求“持平办理，只论匪不匪，不问会不会”，这是因为直隶拳民失控引起洋人步步紧逼之后（后详），慈禧对义和拳的态度突然有所缓和，甚至已经“倒向了义和拳”，动了利用义和拳的念头。然而，恐怕事实并不是这样的，要了解老太太的真实目的我们首先必须来了解上谕中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

40多年前（1860年左右），围剿太平军的曾国藩在处理长江流域民间秘密结社这样棘手的问题时，总结了一个著名的指导性方案——“只问匪不匪，不问会不会”，后来成为了朝廷处理类似问题的“曾国藩原则”，意思是官府只打击犯罪事实，而不管你有没有参加犯罪组织。老曾的这个原则表面上看来是很令人费解的，因为千百年来，别说犯罪组织，民间结社向来都是历朝历代严厉禁止的，反正在朝廷的眼里，你可以结婚，但不能结社，结婚是你想和一个人过另外一种日子，而结社可能是你想和一群人过另外一种日子——造反。

那么曾国藩是不是容许了犯罪组织存在呢？不是的。老曾此举是没有办法。用我们熟悉的话来说，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当时的“犯罪组织”可不止有太平天国（拜上帝教），还有哥老会、小刀会、白莲教等不下几十种，湘军的兵力有限，对付太平军都犯难，当然要腾出手来对付对朝廷的主要统治威胁，至于其他的“犯罪组织”，只要它们暂时还没闹事，就留到以后去慢慢收拾。

所以，政治家永远都是现实的，他们知道很多的事情都无法求全，没有最完美的方案，身居高位者一定不要是“理想主义者”，他最好是一个最世俗的人。现代型政治体制其实就是保证（也就是限制）领导者成为一个“俗人”，让他的眼睛始终关注现实中的每一个细微需求，针对性地解决，而不是去追求那些高大全、最后却离实际需求很远的“理想主义”。因为不受限制的理想主义，往往会带来最坏的结果，动机纯正的巨大的“善”，往往会带来巨大的恶，只有大家都现实一点，务实一点，“俗”一点，事情才好办。

慈禧的这道上谕正是随着直隶义和拳发展的情况而变化的，请注意一下发布这道上谕的时间是4月下旬（农历三月份），此时正是直隶义和拳组织“遍地红”之时，慈禧的“只问匪不匪”就是从直隶义和拳的现实情况出发，它有两个目的：一是更好地“剿匪”，更加积极、稳妥、有效地“剿匪”，甚至如果我们回忆一下几个月前袁世凯在山东的举措，也是这个手段。而另外更重要的，慈禧更加希望通过官府的工作，能够让拳民停止“反教灭洋”，因为慈禧最担心的是刺激到这帮洋人她将来无法收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