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大沽口保卫战：优势下的惨败（第2/5页）

夜深人静之时，5名意大利兵岗哨无聊玩起了牌，夜色之下，拳民们摸近，手起刀落，5人顿时成了肉酱。两天后轮到几名英国士兵站岗，他们精神紧张地守卫，此时有两名俄国士兵提着水桶去给机车加水，一名英国岗哨突然失控，大喊：“有拳匪！”车厢里被惊醒的其他士兵一顿乱开火，这两个俄国士兵就这样被打成了蜂窝。

7个人，这就是6月10日发起阻截以来，义和拳首次给西摩尔军造成减员，虽然人数不多，但却减得不明不白。西摩尔军已经风声鹤唳，士气低迷，更重要的是补给车上的补给也快吃完了，而拳民为了防止西摩尔军在附近村庄抢到食物，把周边村庄所有的食物全部运走，甚至把整村的房子烧掉，士兵们就只好饿着肚子了。

6月18日，饿得两眼冒星星的西摩尔终于明白：再这样耗下去是不行的。看来只有弃“舰”，海军中将终于想到一个办法：丢掉火车，沿着1860年英法联军进京的路线——沿京杭大运河水路进京。

这个办法看起来不错，如果走水路，拳民就无法发挥人海战术，也无法进行远距离袭扰！长官你为什么不早点想到啊，士兵们分头去抢船。

从出发之日起，西摩尔军已经被义和拳阻截在廊坊整整8天了！这就是北京一直传言西摩尔军“即来”，但又始终不见身影的原因。在这8天的时间里，廊坊车站自始至终都是义和拳和京津间的普通百姓在战斗，他们以简单的武器抵挡精锐的多国部队。甲午战争之后，西方普遍流传的：只要有一支很小的外国军队手拿洋枪洋炮，就可以在清国土地上长驱直入到北京。现在西摩尔知道，这个传言被粉碎了。

6月13日，慈禧在北京给裕禄和聂士成发布命令，要求对试图进入北京的八国联军“实力禁阻”，调聂士成军回天津扼守。6月14日，聂士成命士兵协助落垡的拳民袭击了西摩尔留在后路的军队，这是朝廷的正规军第一次对八国联军采取行动。除此之外，8天的时间里朝廷的军队始终没有参加阻截西摩尔军的战斗，阻截西摩尔军的主力是拳民，是普通的百姓。虽然他们也有过烧老百姓房子的错误行为，也有过“降神附体”的种种荒唐之举，但他们是一群战士，此时他们还没有被慈禧宣布“合法”，所以我们还只能称呼他们为“拳民”。在朝廷的正规军不见踪影的时候，他们在抵抗着外敌，保卫着家园，也保卫着都城北京。

这就是来到京津间的这部分义和拳民。他们和受端王集团收买、进入北京疯狂打砸抢烧的那部分义和拳民，是完全不同的。义和拳并没有完全被端王集团收买和操控，事实上也不可能完全被收买，因为还有他们这样一群人。他们虽只是普通百姓，却真正有“保家卫国”的精神和壮举，他们用实际行动昭示着：在大清的民间，蕴藏着巨大的、令人恐惧的能量。这种能量就是：它反对内部的压迫和外来的侵略，反对一切不公正，有侵略，必反之，受不公，必反之！因为这是这块土地上最朴实无华的传统，广大普通百姓恪守的最基础的生存要义，千百年来，谁都清楚这种能量一旦释放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因此官府特别害怕他们卷入“国家政治事务”，没有人敢发动这股力量哪怕是去抵抗外敌！然而，他们的“善于忍气吞声”也只会是表面上的，那只意味着他们不屑跟你寸利必争，但会在秋后算总账。

来吧！在西摩尔军改变行军方式后，拳民和百姓们仍然在殊死抵抗！

而朝廷的另外一支正规军也终于到了，他们是从北京马家堡火车站出发的董福祥军。

6月16日，第一次御前会议召开后，慈禧派出的两位“求和”大臣没能出城，于是慈禧再次命令原本在马家堡火车站布防的董福祥军向天津方向搜寻，阻截西摩尔军进京。

董福祥派出了他的部将姚旺率领2000名士兵，沿津芦铁路一路往天津方向搜寻，18日，他们到达了廊坊车站。

姚旺立即命令部队加入义和拳的战斗。

正规军的威力果然是要强悍些的，继上次的7个人后，西摩尔军再一次出现减员：这次战斗中共有6人被打死，48人受伤。而大清方面伤亡400多人，拳民和清军各占一半。

伤亡对比是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的，因为清军和拳民士气高涨，而西摩尔军粮草不继，士气低迷到极点。更要命的是，前方出现了正规军阻截，水路进京的计划也泡汤了，没有人再敢去往北京，唯一的决定就是：撤，撤回天津，并且只能走水路往回撤，因为不仅从廊坊前往北京的铁路被拳民破坏了，从杨村回到天津的铁路线也被破坏了。

这是迫使西摩尔改变进军方向的关键一战——廊坊之战。后来朝廷称它为“廊坊大捷”。很显然，单就伤亡对比来说，它并不是一场实际上的军事胜利，但它迫使西摩尔军不得不后撤，不再冒犯北京，保障了首都的安全，因此称它为“大捷”也并不为过。虽然“廊坊大捷”指的是姚旺的这次战斗，但毫无疑问，它的主要功劳应该归功于已经近乎赤手空拳抵抗了整整8天的拳民和沿线百姓。

6月20日，西摩尔军在杨村火车站集结，然后开始沿京杭大运河向天津方向撤退。残兵败将们挤在几条破船上，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有登上破船这个高级待遇的，非负伤人员还是要沿着河岸步行和拉纤。此时的西摩尔只有一个愿望了：我从哪里来的，还能活着回到哪里去——大沽口。

大战之前

在6月10日西摩尔大军开向北京后，各国就开始增兵，俄国人是最积极的，他们离大清最近，派兵也最方便。6月12日，1700名俄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在大沽口上岸，开进天津租界。还没有接到慈禧明确命令的裕禄只好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使馆卫队”出发后租界里的军队又猛增到2500人，这2500人也是天津城的威胁。而裕禄没有想到的是，大沽口外的威胁更大。

俄国在向租界派兵的同时，也在向大沽口外派军舰，太平洋舰队副司令勃兰特就坐镇大沽口外的俄军军舰上，他也是西摩尔出发后各国舰长中军衔最高的人。6月14日，电报线中断，各国的军舰与西摩尔军以及北京使馆区同时失去联系，勃兰特就把八国舰长叫到他的旗舰“俄罗斯”号上举行舰长联席会议，勃兰特告诉大家：我们不能再在海上干等了，必须上岸采取军事行动！

要上岸，就有两种方案：一是像之前的西摩尔联军那样，把军舰绕过大沽口炮台，开到塘沽、北塘甚至是北戴河，随便找个地方登陆。大清的海防总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守了大沽，忘了塘沽，守了塘沽，忘了南北戴河，反正是可以找准空当上岸的，这样最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