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1] 论民主时期历史学家的某些特有倾向[2]

在贵族时代，历史学家在谈论史实时，往往会把一些史实与某些人的独特意志和性格联系起来。当谈到一些重大的革命时，这些历史学家通常会认为它们是由一些并不重要的偶然事件引发的。他们具有的远见卓识只能帮他们找出一些细小的因素，却无法找到那些重大的因素。

而民主时代的历史学家与他们正好相反。

在民主时代，大部分历史学家都认为，个人几乎无法影响人类的命运，而少数公民也不能影响全民的命运。不过，他们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用一些具有一般性的重大原因去解释所有具有特殊性的微小事实。这种与贵族时代的历史学家相反的倾向，其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贵族时代，当历史学家对世界舞台进行观察时，他们首先看到的是少数的几个主要演员正在舞台上表演。而他们的注意力自然而然地落在这几个舞台上的主要人物身上，他们一直专注地盯着这几个人。对于这几个人的言行举止背后的隐秘动机，他们进行了深入地研究，但是却忽略了其余的东西。由于他们过于看重某些个人的重要性，所以他们往往会夸大个人的影响力，并且以偏概全地用个人的个别行动去阐释群众的普遍运动。

在这一点上，民主社会恰好相反。在民主社会里，公民们各自独立，可以说所有人都没什么影响力，没人能对群众产生持久和强力的影响。从表面来看，在这样的社会里，个人对于社会的作用似乎完全可以忽略，可以是全体成员自由和自发的竞争在不断推动社会前进。[3]

这样一来，人们自然会对探索一般原理产生兴趣，因为这些原理不仅能启迪人的智慧，还能使人的智慧达成一致。[4]

我深信，在民主国家中，有些个人的天才、德行和劣行可能会对国家命运的自然进程起到推动或者延迟的作用，但是这些作用都具有偶然性，并且经常发生变化的，同时也显得比较隐秘、复杂、影响力微弱，在贵族时代想要发现和研究这些原因并不容易，而对于民主时代来说，这就更加困难了。

在贵族时代，历史学家通常只会挑出某一单独的个人或几个人的个别活动进行研究，而不会对大多数的一般性事实进行考察。[5]

历史学家在进行这种研究后不久，就会产生厌烦的情绪。他们像陷入迷宫一样晕头转向，弄不清也无法令人满意地说明个人的影响力，所以他们只好把这种影响力否定掉。在我们看来，先研究种族特点、自然环境或文明的精神面貌，再对其他的事物进行研究。这样就可以事半功倍，既高效又能满足读者的需求。[6]

拉法叶先生在其著作《回忆录》[7]中说过，当我们在研究是如果我过分强调一般原因，则会让二流政治家得到高的慰藉。我赞同这种说法，同时我再补充一句：这同样会使二流历史学家得到很好的慰藉。因为，对于著作中最难处理的问题，他们可以用一些冠冕堂皇的大理由来巧妙地回避，从而不会让人们看出他们的无能和懒惰，仍然认为他们研究深刻。

在我看来，我们不能用一般事实来解释世界上的所有事务，有一些事情实际上是由特定的个别原因引发的。在很多情况下，这两种原因其实是相互交织的，只是各自所占的比重有所不同。相比贵族时代，在民主时代用一般原因可以说明的事实显然更多，而个别原因造成的事实则会少一些。在贵族时代，个别的原因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而一般原因则不同。举个例子，在贵族时代，对于身份不平等这个事实，人们认为并非某些个人压制其他人的一般原因。

因此，如果历史学家试图把民主社会中发生的一切事情都进行描述，那么他在解释大部分事实时使用一般原因，并且在进行研究时把精力集中在探索一般原因上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他们因为难于确定并且无法查明个人的个别影响时就对这种影响进行否定，那就是错误的。

在民主时代，历史学家不仅喜欢为所有事实找出一般原因，而且还会尽力将各种事实联系起来，使它们成为一个体系。

那些贵族时代的历史学家通常很重视个别原因，因此，对于事件之间的联系，他们经常视而不见，或者说他们根本不相信这些事物之间存在联系。在他们看来，历史的进程一直都存在着一种危险，那就是由于一个人的逝去而中断。

在民主时代，情况则完全不同，对于演员，历史学家并不重视，但是他们特别重视演出，所以他们往往会把各场演出联系起来，使它们成为一个有序的体系。

古代文学给我们留下了美丽史诗，但是没有给我们留下一个伟大的历史体系；而简陋的现代文学，却能做到这一点。如此看来，古代的历史学家并不像今天的历史学家一样，几乎都在搬用一般理论。

在民主时代，历史学家还存在另一个十分危险的倾向。

当个人无力影响国家时，往往会让人只看到世界运转的表象，而无法看见在背后推动其运转的源动力。有些事物对所有公民都会产生影响，并且最终导致全民运动。不过因为人们往往很难了解和分析这些事物，所以会倾向于认为它们并非由偶然因素引起，而是由最高力量在无形中决定。

甚至，就算人类最终发现世界上确存在一般原因在支配每一个人，人们也无法因此获得自由。一个广泛得足以同时用于千百万人，并且强大到足以控制同一阵营的全体的原因，大概是最无法抗拒的。一旦人们对这个原因表现出顺从的姿态，就会认为它是无法抗拒的。

由于这个原因，生活在民主时代的历史学家不但不承认全民的命运是由某些公民所决定的，而且认为民众的处境几乎是不可能改善的。有时候，他们认为刚直无私的神在摆布着人民的命运，但有时他们又认为人民一直受到宿命的支配。在他们看来，所有民族都具有自己的地理位置、起源、历史和个性，并且它们又都跟无法改变的命运有着密切的关联。他们按照一定的顺序，考察每一代人，再从一个年代到另一个年代进行考察，由一个必然事件考察到另一个必然事件，一直追溯到世界的起源，然后铸造出一条环环相扣的大链条，把整个人类的一切事件对号入座地放入到相应的位置。

不过，对他们来说，仅仅指明事件是如何发生无法令他们满足，他们告知人们事物的发展趋势。在对一个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民族进行研究后，他们就开会开始论证这个民族只能沿着这种轨道前进。这种研究方法容易为这个民族提出指导性意见，使得这个民族能在将来更好地发展。[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