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国内战线：最初的裂隙，1953～1968（第2/14页）

斯大林对科学领域的干预造成了可以说更加矛盾的后果。一方面，在核武器、导弹和军备的各项计划中，他提拔、重用年轻干部，并给予他们相当多额外的待遇和特权。被任命为原子弹工程科学主管的伊戈尔·库尔恰托夫在与这位领导人交谈后写道：“斯大林同志热爱俄罗斯和俄罗斯的科学。”1945年后，苏联的科学家和大学教授都成了特权等级，他们的薪资远远超过了平均水平。同时，这位克里姆林宫统治者的直接且常常是过分的干预，还让特罗菲姆·李森科（Trofim Lysenko）的伪科学在生物学领域大行其道。结果使得遗传学和控制论成了研究的禁区。

反犹主义也变成了国策的一部分，而这对于知识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在斯大林的“克里姆林宫医生案”出笼之后，反犹运动在1953年1月达到了高潮。苏联的宣传声称，苏联一些有名的医生（“克里姆林宫的医生”）与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相勾结，准备谋杀苏联的政军领导人。斯大林随时有可能下令把苏联犹太人驱逐到远东。反犹主义对苏联精英和受过教育的阶层产生了巨大的分裂和破坏作用。特别是，它在受过教育的群体即医生、教授、教育工作者、作家、记者、专业人员和从事一般性创造工作的知识分子当中，激起了反斯大林主义的以及最终反苏维埃体制的情绪，因为在这些人当中，犹太血统的人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一直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苏联社会的各个受过教育的群体都像1941～1945年战争以来的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那样，越来越希望获得更多的自由和过上更好的生活。当时有些敏锐的观察家认识到，在文化、思想和科学领域，就跟其他各个领域一样，斯大林主义政策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在斯大林死后，国家对教育、文化和科学的控制框架以及基本机制实质上都原封未动。不过，反犹主义的政治迫害、群众性的歇斯底里和为集体迫害所做的准备，在斯大林死后就停止了。军国主义和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聒噪减少了；苏联的各位新领导人号召修复“社会主义的合法性”。1953年发生的种种惊人的转变，包括为古拉格的首批政治犯平反和大幅削减秘密警察及告密者网络的权力，一步一步地为文化“解冻”做好了准备。

作为新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并不是又一个可以指引人民的思想并使人民为之神魂颠倒的“伟大导师”。尼基塔显然缺乏良好的教育，而且做事反复无常。他既不想也没有能力去引领苏联文化的方向。在1957年春与苏联作家的首次会议上，他带有明显的醉意。由于没有办法让自己的客人们折服，他就试图教训和恫吓他们，结果却非常糟糕。与斯大林相比，赫鲁晓夫就是个笑话；其行为让知识分子们既觉得可笑，又感到震惊和丢脸。关于赫鲁晓夫指责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有句俏皮话是这样说的：“是有迷信，但好歹还有个人格。”

1953年秋，《新世界》（Novy Mir）发表了弗拉基米尔·波梅兰采夫（Vladimir Pomerantsev）的几篇散文，其中含有一个简单的观点：作家要秉笔直书，写出他或她的所思所见。这是首次触及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和撒谎成性的斯大林主义文化。波梅兰采夫曾经在国外生活过几年，为苏联驻德军政府工作。也许这使得他没有像自己的许多同行一样，被恐惧和自我审查吓得丧失了勇气。在1954年和1955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其他城市的大学宿舍，都在争论文学和生活中的“坦诚”问题。这种争论很快又演变成对意识形态承诺与苏联现实之间的差距的争论。卷入争论的有未来苏联的异见人士、来自中欧的访问生以及后来在共青团和苏共春风得意的那些人。这其中有两位室友：一位是来自捷克的学生兹德涅克·姆林纳日（Zdenek Mlynar），他将成为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领导人物；另一位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他在三十年后成了苏共的最后一任总书记。

包括戏剧导演、电影导演、杂志编辑、律师、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在内的一群从事创造性工作的少数派，开始试探国家审查制度的极限，为了寻求革新和原创性而冒险越过党的纪律所许可的范围。作家伊利亚·爱伦堡，斯大林用来联络西方亲苏知识分子的特使，写了一本叫作《解冻》的小说，而“解冻”也成了这个新时代的名字。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Alexander Tvardovsky）和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开始对《新世界》杂志进行改造，使之成为有才华的非正统文学作品发表的渠道。电影导演米哈伊尔·卡拉托佐夫（Mikhail Kalatozov）、米哈伊尔·罗姆（Mikhail Romm）和苏联“梦工厂”的其他明星们，拍出了一些赞美人道主义价值观和高尚品德的电影。这些人在抱有比较同情的态度的文化事务官员的帮助下，营造了一种供新一代有才华的人在其中成长并追求更大自由的环境。

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之后，文化“解冻”演变成一种更加激进的现象。赫鲁晓夫既没有那种眼光也没有那种心智，可以预见到秘密报告的后果。他的秘密报告的原文被泄露给了西方。美国国务院公布了这份报告，由中情局资助的“自由电台”和“自由欧洲电台”也很快作了广播——这令东西方的共产党人非常惊愕。在苏联国内，赫鲁晓夫把秘密报告传达给各地方党组织，并指示要把它向全体普通党员，甚至是更广泛的听众即“劳动集体”宣读，总数可能有2000万～2500万人。报告令整个意识形态和宣传的机器不知所措。在大学和劳动场所，甚至在大街上，人们纷纷表达自己的想法，而官员、克格勃和告密者则集体失语。

苏联许多人想要知道的并不仅仅是报告披露的那些内容。谢尔盖·德米特里耶夫（Sergei Dmitriev）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对于报告中提到的那些事实没有任何严肃的解释。它对于对外政策的影响几乎是无法估量的。而它在国内的意义如何呢？在学校里，学生们开始撕掉墙上的斯大林像，并把它踩在脚下。他们问：是谁制造了个人迷信？如果说只崇拜一个人，那党的其余的人呢？每个行政区、每个地区和每个地方的每个党委，都有自己的‘领袖’和英雄。”

据一位美国观察家说，有些苏联学生觉得自己的信仰被打碎了，他们从此不可能再相信苏维埃政权要他们相信的东西了。1956年5月底，国立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对该大学以伙食恶劣而出名的食堂进行了抵制。这是有意无意地重演了1905年革命期间“波将金”号战舰反叛的一幕——这件事由于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的著名电影而在苏联广为人知。感到为难的当局没有进行镇压，而是与学生进行了谈判。只是到后来，才有一些学生被开除并送到外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