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语（第3/4页）

就像先前的各位苏联领导人一样，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作用在改变苏联的国际行为方面也扮演了重要角色。1988年底，戈尔巴乔夫公开放弃斯大林对外政策目标背后的意识形态考虑，并宣布不使用武力、不再对过去的罪行保持沉默，以及拆除用来维持社会主义帝国的种种封闭的壁垒。不到一年，这个帝国就在中、东欧崩溃了。两年后，苏联本身也土崩瓦解，分裂成十五个独立的国家。

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有一段漫长的过程，最终导致了这一巨变。最重要的是，在苏联政界和知识界的精英当中，不惜一战的意志在不断衰落。1953年，斯大林继任者们的立场从对抗变成了缓和。赫鲁晓夫在1958～1962年间对西方的施压，尽管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后果，却并非出于纯粹攻击性的目的；这位苏联领导人笨拙地想让西方大国按照苏联可以接受的条件去结束冷战。对于二战有着亲身体验的勃列日涅夫相信，苏联人民应该得到持久和平。缓和政策的实行，实际上需要勃列日涅夫的领导层偷偷地放弃阶级斗争思想，不顾忌西方诸强的资本主义性质而与其建立合作与伙伴关系。从斯大林不动声色地煽动战争和赫鲁晓夫的虚张声势的恫吓到戈尔巴乔夫的结束冷战，勃列日涅夫的缓和成了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

应该再次强调的是，总的来说在冷战史中，具体来说在苏维埃帝国的兴衰史中，意识形态有着十分突出的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莫斯科的社会主义帝国成为真正的全球性帝国之前，意识形态的因素一直是苏联决心与美国抗衡并进行扩张的原因之一。虽然其信仰体制有腐化和日益犬儒化的趋势，苏联领导层与精英们在表达其国际行为及安全利益的时候，还在继续使用现实主义和意识形态的两套语言。但同样这些意识形态因素，也使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显得古怪，甚至可以说怪异。尤其是一些过时的或者说误入歧途的意识形态臆想，使得斯大林于不经意间引发了与美国的对抗，后来接着又是朝鲜战争。不同的但也是误入歧途的臆想，使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克里姆林宫的其他领导人以为，可以以实力为依托，通过谈判来实现与美国的和平共处。最后但并非无足轻重的是，意识形态的因素对于苏联的垮台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就像充满救世热情的戈尔巴乔夫那样，倡导“新思维”，拒绝把武力作为强权政治的基本手段来使用，哪怕是为了维持国家的秩序。在历史最终的反讽中，以革命的暴力作为意识形态基础的苏联社会主义帝国，却死于非暴力的意识形态。

这本关于苏联国际行为的书也揭示了美国在冷战中的行为的非同寻常的影响与性质。美国从未接受中欧的苏联社会主义帝国，而且反对亚洲、非洲和中美洲的所有由苏联支持的革命运动。与西欧人不一样，美国人为苏联留下的妥协与交易的余地非常非常小。除了20世纪60年代以及尼克松与基辛格的缓和时期之外，美国的历届政府都坚持要求苏联人，在有可能进行任何持续的适应性调节之前就改变他们的行为，甚至是他们的体制。美国的政治自由与市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跟苏联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完全一样，具有一种自以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和自以为救世主的性质。在这种意义上，冷战演变成两个自以为救世主的中心之间你死我活的战斗，它们把两极对立的逻辑强加于世界并把其他国家、运动和意识形态都挤到了一旁。

在这场史诗般的斗争中，美国作为仅存的超级大国胜出了。但本书对美国人应该起到一种警示作用——他们似乎因为这场胜利而变得得意扬扬，并把从中得到的经验推广到它对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对外政策中。美国的有些政治家和评论家说，对苏联共产主义的遏制战略当时发挥了作用。那些惯常这样说的人，即使是在今天，对那个作为其遏制目标的国家的认识也非常模糊。里根的极端崇拜者们还在声称，他的反共“圣战”和“战略防御计划”赢得了冷战。回头想想，除了在这场对抗的终局中扮演了小小的角色之外，很难说“战略防御计划”还有其他什么作用。不过，应该承认，在两个超级大国对抗的最后几个阶段，里根的作用至关重要。他在与戈尔巴乔夫的交往中感觉到了历史机遇，而且最终抓住了这个机遇。但是，对国际关系史贡献最大的，不是作为冷战斗士的里根，而是作为和平缔造者、谈判者以及核裁军支持者的里根。

美国也很幸运，能够拥有一个在意识形态、经济和政治方面与西方资本主义完全相反的对手。这个对手是欧洲人寻求现代性的产物。换句话说，冷战是两个远房表兄弟之间就实现这个世界的现代化和全球化最好的道路问题而展开的竞争，不是现代化与全球化的朋友与敌人之间的竞争。有些西方学者，还有许多俄罗斯人，现在都认为俄国的运气太差，成为那种特别邪恶和暴力的现代化道路的试验场。那种现代化的道路承诺说，从经济和社会的落后状态到现代而开化的状态以及合理的计划与社会正义是有捷径的。起初，苏联版的快速现代化道路让苏联在二战中获得了胜利，同时还使它拥有了超级大国的地位，在不发达的第三世界赢得了许许多多的支持者。然而，到了后来，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事情越来越清楚：美国的现代化模式，连同其政治自由、私人的创业精神以及大众消费主义，在资源与创新精神方面要强很多。在美国模式的帮助下，西欧、日本以及美国的其他一些盟友（尽管不是全部）都变得更加繁荣，生活质量更高，超过了苏联集团中的任何一个国家。西欧人设法将市场的好处与社会规划结合起来。在经济一体化以及最终在政治一体化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做得也要比苏联集团的所有国家成功得多。

最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苏维埃帝国内部及其精英当中的没落，以及西方民主化现代化模式的不断增长的吸引力，也是有很大关系的。与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在1926年期望的以及赫鲁晓夫在1961年夸口的相反，资本主义这辆火车在世界上跑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对于苏联领导人、精英以及全体公民来说，越来越显而易见的是，苏联社会主义这趟车永远也追不上资本主义，反倒可悲地被落在后面越来越远。这反过来又削弱了苏联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以及大部分“开明”的苏联精英对于帝国的认同感。如果事实证明苏联的现代化道路不是一条捷径，而是个死胡同，那为什么不改弦易辙呢？如果这个社会主义帝国越来越成为累赘，制造出“几个阿富汗”，还有那些破产的中、东欧政权，要靠苏联的补助来维持，那为什么不放弃这个帝国呢？戈尔巴乔夫，连同他那虚假的“新思维”，是想把苏联反对资本主义的试验与西式的民主融合在一起——这样做是徒劳的，但从历史上来说也是可以理解的。反叛的表弟叩着远房兄弟的门，要求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