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突厥王朝的兴衰

俗话说,没有对手的英雄是寂寞的,封建王朝也不例外,但凡是中国历史上强大的封建王朝,总有一个适时出现的外敌,来陪衬其“赫赫武功”。比如汉朝的对手是匈奴,明朝的对手先有蒙古,后有女真,纵观隋唐两朝,也有一个强大的对手——突厥。

说突厥,现代人可谓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是因为不管古代的演义小说,还是现代的武侠传奇,都不止一次提到过这个强悍的民族,但对于这个民族,现代人又是格外的陌生:它从哪里来,它最终又走向了哪里,它因为什么而强大,又因为什么而衰落。这一系列的问题,是笼罩在突厥帝国头上的神秘面纱。

在突厥王朝壮大的这段时间里,中国北方先经历了“五胡乱华”,然后是鲜卑族纵横中原,到最后杨坚夺权。这段时期里,北方草原并没有因为诸多少数民族政权的南下而寂寞,相反崛起了诸如柔然等新贵,继续与坐镇中原的王朝周旋,而当柔然在北魏以及北周的打击下走向衰弱时,一个更强大的对手——突厥,却迅速崛起于草原。实事求是地说,虽然在突厥之前,北方草原城头变幻大王旗,涌现“英雄”无数,但只有突厥,具备与当年强盛时期匈奴比肩的资格。因为比起其他诸部族的昙花一现和画地为牢,突厥在极盛之时,却控制了东起东北三省,西至里海流域的广大土地,且历经隋唐两朝百年,与中原王朝时战时和,周旋到底,堪称是中国中原王朝自匈奴西迁以后,面对的最强大对手。

那这个对手又是从哪里来,又是怎样走向强大的呢?

在中原王朝的历史资料里,突厥最初有两个很不光彩的名字:柔然铁工、柔然锻奴,这两个名字很形象地说明了他们最初的地位——小跟班。

突厥的祖先,现代普遍的说法是出自“五胡乱华”时期的“丁零”“铁勒”两个部族,他们原本游牧于叶塞尼河上游,公元5世纪时,柔然民族崛起于北方,他们被柔然征服后,迁徙至今新疆阿尔泰山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都只是柔然民族的一个附属部落。柔然民族强大时,其刀剑等武器,多由他们负责冶炼,因此在中原的典籍里,他们也就有了柔然铁工、柔然锻奴等称号。突厥的得名,是因为他们迁徙至阿尔泰山地区后,因阿尔泰山形似战盔“兜鍪”,因此取谐音,被命名为“突厥”。突厥最早袭扰中原王朝的记录,应该是在北魏太武帝时期,当时他们跟随柔然部落,大掠北魏山西大同地区,当时地方官就有奏报称“以狼形战旗柔然部,格外凶悍”。不过在当时的战争中,他们的人口、实力都远不能与强大的柔然部相比,最多只是一支从属部落。

突厥命运的真正转折,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征伐柔然之战。公元42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御驾亲征,接连六战,将一度强大的柔然部落打得全军覆没,累积斩杀俘虏柔然军5万多人,基本解除了柔然对中国北方边境的威胁。游牧民族的部落联盟向来是松散的,强盛之时万众一心,但一旦遭遇惨败,也很容易分崩离析,遭到惨重打击的柔然,逐渐丧失对其从属部落的控制,就在同年年底,阿尔泰山地区的铁勒诸部发动暴动,脱离了柔然的统治。大约有30多万的人口从阿尔泰山东迁,向北魏王朝投降。中国西部草原,一下子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真空”。相对于兄弟部落的选择,突厥部则选择了留守。此后,突厥开始了漫长的反抗柔然压迫的战争。与此同时,出于牵制柔然部落的需要,彼时的中原王朝也相继与突厥建立了联系,首当其冲的就是北周的前身西魏。公元542年,阿史那上门担任突厥酋长时,开始派人到塞上与中原王朝进行贸易,而彼时的西魏王朝也对突厥极力拉拢。公元545年,西魏权臣宇文泰派胡商安诺盘为特使出使突厥,这是中原王朝有历史记载的,第一次与突厥的交往。次年,突厥派使团来到长安,向当时的西魏王朝朝贡,公元551年,西魏王朝将长乐公主下嫁给突厥可汗阿史那上门。突厥,这个新崛起的草原新贵,成了西魏王朝的“驸马爷”。就在同年,阿史那上门出动5万铁骑,大举进攻骚扰中国北方的柔然部族,柔然可汗阿那环在两面夹击下绝望自杀,突厥趁机将柔然部族的人口、牧场大肆收入麾下,实力猛增,阿史那上门自称“伊利可汗”。此后,突厥又远征西域,进入中亚地区,到公元567年,突厥与波斯萨珊帝国合兵,消灭了游牧在咸海的匈奴残部,至此建立了他们东起辽河、西到咸海的庞大帝国——突厥汗国。

在突厥汗国进行全力扩张的初期,与突厥汗国相邻的中原西魏政权,对突厥汗国援助颇多,双方使团往来频繁,赏赐丰厚,而这时期的突厥汗国,对中原政权也格外恭顺,屡次遣使通好。突厥开始“翻脸”,是在他们消灭柔然之后,从公元560年开始,频繁地侵扰北部边境州县,且骚扰程度较柔然更甚。这时期中国北方的北周、北齐两个政权正忙于互相攻杀,无暇北顾,因此对突厥王朝的侵扰,多采用拉拢、赏赐、和亲等手段,但求息事宁人。与此同时,突厥还积极地介入中原内战,比如在北周攻打北齐时,突厥就与北周合兵攻打晋阳,而在公元577年北周平灭北齐后,突厥却又收留了逃亡漠北的北齐宗室高绍义,立他为齐帝。同时期,北周与突厥的往来也日益密切,北周武帝的皇后阿史那氏就是突厥宗室,而突厥沙伯略可汗的夫人则是北周公主。如此密切的关系,使突厥在常年中原内战中大获其利,更惯于在各政权之间“搞平衡”,以谋求最大利益。而在公元581年之后,杨坚代周自立,建立隋王朝,往年的“搞平衡”当然就不复存在。相对于前朝的“和亲”“联姻”“忍让”,杨坚谋求的,是建立一个威服四方的大隋帝国,而彼时的突厥,正是沙伯略可汗在位时期,拥有骑兵40多万,已是大漠草原的霸主。两个政权之间,也势必开始一场针尖对麦芒的碰撞。

天佑中原的是,就在杨坚接受“禅让”,代周自立的那一年,对中原虎视眈眈的突厥汗国,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内乱——五可汗并立事件。

在北周时期,突厥的可汗是他钵可汗,此前突厥的几任可汗传承,都遵循“兄终弟及”的原则,但在他钵可汗死后,形势却发生变化。他钵指定即位的大逻便因身份低微不能服众,遭到了宗室的反对,各方势力争夺之下,最终采取了折中的方式,以他钵的侄子摄图为大可汗,即沙伯略可汗,此外还有巷逻担任的第二可汗,大逻便担任的阿波可汗,统治西域的达头可汗,驻扎新疆东部的贪汉可汗。沙伯略虽然是突厥汗国的统治者,但原本就松散的突厥汗国,却因此出现了隐隐裂痕,这裂痕自然瞒不过老谋深算的杨坚的眼睛,隋朝大臣长孙晟提出了“远交近攻”的战略,在不久之后得以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