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开元盛世的奠基者张说

中国封建文人一直憧憬的“盛世”，最高权力组合无外乎4个字：明君贤相。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有名的黄金时代——盛唐，从创建开始，就是明君贤相组合辈出的年代。开国时期的李世民与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再到武则天与狄仁杰；以至于到开元盛世时期的李隆基与姚崇、宋璟，无不是“明君贤相”，君臣鱼水情深的佳话，然而有一个人——张说，在历史上，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今天说起这人，虽然也是耳熟能详，但是历史上对他的评价，却远远不如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姚崇、宋璟、张九龄，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运气不好。他政治生涯的黄金期，正赶上武则天统治的末期，然后又是唐中宗和唐睿宗两个糊涂蛋轮流当政，好不容易盼到了大有作为的李隆基，其名声却被一代贤相姚崇所遮盖。今人津津乐道的，反而是他与姚崇之间的私人恩怨，比起生前身后的几位名相，真可以说“人比人，气死人”。

但是这位名声相对黯然的大臣，却着实是唐朝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开元盛世的军功章上，是该写下他的姓名的。

一

张说，字道齐，原籍河北范阳，出生于山西永济，后来又举家迁往洛阳。他出生于唐高宗李治在位的公元667年，虽然也是官宦之后，可父亲的最高官职，只是洪洞县的县丞，也可谓是寒门出身。

人穷，但张说的教育没落下，他从小就刻苦读书。他的家庭是小官僚阶层，官场上事事都要小心谨慎，可以相信，他后来在官场上的机灵乖巧，也很受家庭影响。年轻时候的张说“运思精密”，与人交游时，别人高谈阔论，他往往不发一言，在仔细思考后，用寥寥数语就能点中要害，属于少年老成的人物。张说少年得志，20岁那年唐王朝的科举考试，由时为太后的武则天亲自主考，张说成绩优秀，一举拔得头筹，武则天眼见少年英才，随口说了句“自古没有甲科啊”。张说乖巧，顺口接了句：“那臣就位列乙科。”见张说如此乖巧听话，武则天自然高兴，武则天高兴了，张说自然官运亨通。入仕之后虽然官不大，但先干太子校书，又干中书舍人，都是前途远大的好工作，成了重点培养对象。

张说第一次崭露头角，是公元701年，他受命参加编写诗歌奠基《三教珠英》。这是一部集合了当时47位著名学者编写而成的诗歌巨著，主编是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摊上这个工作，对张说来说既是机会，又是麻烦。张易之这个人，除了哄弄武则天开心外，其他的本事只能用白痴来形容。受命做主编后，每天啥都不干，就召集一帮文人饮酒作乐，高谈阔论，大家互相吹捧消磨时光，几年过了都没进展。唯独张说不同，每次聚会他都沉默寡言，然后将大家即兴创作的诗歌记录整理下来，之后誊抄出来。整整两年，张说干的就是抄写员的工作，但功夫不负有心人，这部唐朝历史上的诗歌宝典终于编纂完成了，其中一半以上，都是张说一个字一个字整理出来的。这个踏实沉稳的青年官员，也因此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就连张易之本人也甚为赞赏，向武则天大力表扬张说的劳动。劳动的人终究不吃亏，张说接着就升官了，先命他“考功贡举事”，也就是掌管官员考察之事，属于大家眼红的肥缺，又提拔为凤阁舍人。此时的张说，既有武则天赏识，又靠上了张易之这棵大树，大好前程，似乎就在眼前。

可张说的麻烦从这个时候也开始了。

因为这时候的张易之哥俩，已经越闹越不像话了，卖官鬻爵不说，连家人都横行霸道，当地没人敢管。偏偏还有硬骨头，比如宰相魏元忠，一次就借张易之的仆人犯法，把他的仆人给惩治了。这还了得，张易之兄弟俩立刻罗织罪名，说魏元忠造反，武则天也给这哥儿俩撑腰，由着他们把魏元忠下了牢狱。可说人造反，总要有罪名，魏元忠的罪名是私下里给大臣串联，让大臣们拥立太子复辟李唐。，这在武则天时期是掉脑袋的大罪，是罪名你就要有证据，起码也要有证人，张易之想破了头，想起来他很赏识的张说，再加上这个人平时老实巴交的，肯定容易吓唬。接着做张说的思想工作——只要你肯做伪证，诬陷魏元忠谋反，将来的好处大大的，否则，魏元忠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

张说这下两难了。听张易之的，自己肯定身败名裂，朝野上下的唾沫星子准把自己淹死，不听呢？魏元忠堂堂宰相都斗不过他们，何况自己这芝麻绿豆小官。与此同时，许多为魏元忠愤愤不平的官员也找来了，纷纷给张说打气，要张说坚持正义。权衡再三，张说第一次不“乖巧”了，朝堂之上，张说理直气壮地告诉武则天，是张家哥俩逼自己做伪证的，魏元忠并没有任何谋反行为。一语既出，满座皆惊，气急败坏的张易之又诬陷张说是魏元忠的同党。结果，一心想给两位小男宠撑面子的武则天，反而说张说是反复无常的小人，一纸诏书流放岭南了。

张说的京官生涯就这样告一段落，但他却因此名声大振，这个平时谨小慎微的官员，一下子成了群臣中的楷模。张说离京前，宋璟等大臣不顾危险前来送行，张说的“忠直”之名，一下子传遍天下。

二

张说在岭南一窝就是两年，期间京城发生了很多变故，宰相张柬之发动政变，迫使武则天退位，继而唐中宗李显复位，大家自然想起了当年不畏强暴的张说，公元706年，张说重新得到任命，调任兵部员外郎，这次任命，其实是临危受命。

此时复辟的唐王朝，经济破坏严重，外敌不断入侵，可谓内忧外患。张说回任后不久，叛乱的突厥势力就大肆袭扰唐朝边境，面对严重的边防形势，张说一针见血指出，根源在于府兵制的破坏，他提出由朝廷出资，征募壮士从军，这就是“募兵制”。募兵制从贞观时代就有，但是大规模的募兵，却是从此开始。依张说所言，唐王朝很快击退了突厥的入侵，接着张说又调任吏部员外郎，清理武周末年遗留下来的积案。他坚持公正原则，不因官员的立场身份搞“一刀切”，相反就事论事，纠正了大量冤假错案。这时候的张说，史载每天“奔走如飞，通宵不眠”，是个一心扑在事业上的工作狂。扑了没一年，张说的母亲去世了，这时候国家百废待兴，正是用人之际，唐中宗舍不得张说回家守孝，以升官挽留，张说却坚辞不受，硬是辞官回家了。这几件事情，让张说在朝野上的知名度大增。知名度提高了，官就接着升，服孝期满后，即升任工部侍郎，不久后又改兵部侍郎，署理北方五兵府边事。他主张对北方的契丹采取招抚政策，稳住了自武则天时代开始动乱的东北边疆形势。不久又改任工部侍郎，面对国家财政紧张的局面，张说精打细算，从各项工部开支中省下来大笔经费，休整了武周末年荒废的黄河苏北一带的堤坝，重新开通了山东济水的河道，华中的水灾和山东的干旱皆因此得到了缓解，那段时期的唐王朝，可以说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