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元朝开国丞相刘秉忠

但凡是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要站稳脚跟,就都要启用一些得力的汉臣汉将,历代少数民族政权中,这类人物比比皆是。到了元朝,开国皇帝忽必烈的身边同样群英荟萃,史天泽和张弘范两位汉将,在元朝统一战争中屡屡横刀立马,其战功不亚于诸多蒙古武士们。但相比之下,元初最杰出的汉臣,却是一个站立在他们身后的人——元朝开国丞相刘秉忠。

他没有啸傲沙场的武功,没有平定南宋的功业,但是他却是整个元王朝政治体系的缔造者,忽必烈曾称赞他“可抵千军万马”。明初宰相李善长对他格外敬佩,称他为“定前元大局者”。清朝大儒谷应泰为他作传,称他为唐宋元明四朝的“四大宰辅”,与房玄龄、赵普、张居正并列。得名如此之高,原因其实简单,在宋末元初天下大乱的时代里,如果说攻城略地的武将,气吞万里如虎的帝王,都是这个时代的破坏者,他却截然相反,是这个时代的建设者和奠基者。

刘秉忠,字仲晦,河北邢州(今河北邢台)人,生于公元1216年,他的家乡,位于宋朝时宋辽两家争得头破血流的幽云十六州。刘家从五代时期,就是幽云十六州当地的名门望族,辽国占有幽云十六州后,也对其非常尊崇。仅北宋一朝,刘氏家族在辽国为官者,大小就多达百人,可谓是当地第一大户。金朝时期,刘家也很受尊崇,在北宋灭亡初期,刘家就曾被金国委派在当地为官,到了后来蒙古南下,刘家也得到重用,刘秉忠的父亲,就曾做过蒙古国录事。虽如此,多年以来,刘家为各少数民族政权效力时期,多从事的是一些幕僚、秘书之类的工作,并不曾独当一面,直到刘秉忠的脱颖而出。

和历史上许多名臣一样,刘秉忠从小就是神童,而且他不但经史子集非常在行,更对各类杂学特有兴趣。他尤其是个“外语人才”,8岁的时候,就精通梵文,琴棋书画也很有造诣。刘秉忠的父亲成为蒙古国录事后,按照当时蒙古的规矩,汉人出山为官,为防其造反叛变,其子女要被扣在大元帅府做人质。刘秉忠就这样当了人质,在蒙古大都的大元帅府一住就是5年。当时蒙古人多信仰喇嘛教,出入大元帅府的,除了各类政要外,更有番僧等宗教人物,此时刘秉忠才11岁,但是天资聪明且好学,经常主动向人求教,结识了不少好友。借着入住大元帅府的机会,不但博览府中藏书,更耳濡目染各类政务处理,很快就有了一些声望。17岁的时候,刘秉忠得到了去河东节度使做幕僚的机会,他少年老成,处理事务老练,结果,那些宦海沉浮多年的老吏们也格外佩服,一时间“诸吏咸服之”。“服”是有原因的,因为刘秉忠这时期专干别人做不了的活,比如他曾受命管理仓储。这时期蒙古军中,常有贵族子弟从仓库中调动粮食,事发后,却多是管理仓库的官员背黑锅,刘秉忠受命后,面对此类事情既不硬顶,也不逆来顺受,而是制定了严格的条令,一时间“仓储之事肃然”。

工作能力出色的刘秉忠,其实是个心气很高的人,他并不甘心只在衙门里做一个小吏,相反期待能够建功立业。但此时的蒙古统治者,不会给他这个机会,这时期蒙古帝国正横扫四方,汉族官员地位低下,难得升迁,刘秉忠既不是史天泽家族这样的实力派,其家庭也没有高官背景,所以在衙门里一干很多年,却始终郁郁不得志。日久天长,刘秉忠的心气被磨没了:不干了。21岁那年,刘秉忠辞掉公职,做了另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出家。

所谓出家,就是去当道士,他投身的派别,就是宋元时期大名鼎鼎的全真教。

说全真教,现代人的印象,往往是从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里得来的,多认为这是个“江湖门派”。事实上,全真教是宋末元初最著名的道教组织,它发源于金朝时期的王阳明(并非武林高手),壮大于成吉思汗时期的丘处机。全真教的主要思想,一是主张“清静无为,苦己利人”,而其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宣传“老子化胡”,即在少数民族群体中广泛传教,吸纳信徒。全真教的壮大,早期得益于成吉思汗的支持。公元1220年,全真教丘处机在西域大雪山觐见成吉思汗,此时的全真教,已在金朝统治区拥有广大的信徒。成吉思汗深知全真教的支持有利于其进兵中原,因此对丘处机礼遇有加,尊他为“丘神仙”,命他“掌管天下出家人”。蒙古进兵中原后,全真教的主要作用,就是帮助蒙古军招降中原各路反抗蒙古军的起义军。在蒙古统治者的支持下,从此全真教“玄风大起,信徒如云”。刘秉忠也是其中之一,他在武安清化入道,“清静无为”的这些日子里,他的学问渐渐出名,很快又被“挖了墙脚”。公元1238年,天宁寺的虚招禅师闻听刘秉忠才学,力邀他出家为僧,刘秉忠欣然应允,在天宁寺中做了一个“书记”,而这个际遇也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虚招禅师是当时的得道高僧,更与彼时还是蒙古王子的忽必烈交好。一年以后,刘秉忠获得了跟随禅师北上和林觐见忽必烈的机会。在这次短暂的会面里,刘秉忠凭其出色的口才和渊博的学识得到了忽必烈的赏识,忽必烈竟与他“畅谈数夜,不知疲劳”。谈到最后忽必烈发话了:你别走了,留下给我当谋士吧。

刘秉忠怎么会得到忽必烈的赏识?原因很简单,他太全能了。

觐见忽必烈时的刘秉忠,已非多年前那个微末小吏,长年的寺院生活,磨平了他的心性,更积淀了他的才能。此时的刘秉忠,不但于佛道宗教思想多有造诣,对于天下大事的分析更丝丝入扣,尤其难得的是,他的天文、数学、地理等学问也格外出色。在和林与忽必烈的会谈里,他竟然可以将南宋和中原交界线上,所有的险要地带一一说清,分析精当。甚至南宋各个防区的旱季、雨季,中原地区不同省份的气候条件,他也如数家珍。这样的宝贝,忽必烈当然不肯错过,从此以后,他就一生跟随在忽必烈的左右,不离不弃。

从公元1239年开始,刘秉忠就成了忽必烈的幕僚,而这时期也是忽必烈人生的关键时期。作为蒙古的王子,忽必烈此时的地盘,主要就是蒙古以南长江以北的“漠南汉地”。而此时的蒙古,其统治方式还是传统的蒙古制度,因此统治并不牢固,刘秉忠首先建议忽必烈大量招揽中原贤才,先后为他举荐的汉族官员,前后有50多人,其中许多人官至宣抚使一类的封疆大吏。同时,他劝忽必烈采取中原的政治制度,更认为“安本固民”是得天下的关键。而在公元1259年蒙哥汗殒命前,刘秉忠最重要的工作就一个——经营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