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南北朝的『人工印刷机』(第2/2页)

而书佣业的兴起,另一个被忽略的原因,就是佛教的广泛传播。南北朝时期是佛教的极盛时代,无论是北方的鲜卑族政权,还是南方的宋齐梁陈政权,都大力修佛礼佛,这时期的各种“佛事”,不只有修建寺庙,更要翻译整理海外传进来的佛教典籍。东晋年间,还发生了著名的“法显西游”事件,北方的高僧法显到印度取经,带回了珍贵佛教资料,并从印度乘船回到了东晋,佛经取回来了,但是外文的,既要整理更要翻译,修书工作刻不容缓。而当时的各个寺庙,也把自己寺庙拥有典籍的数量,作为寺庙“档次”的标志。为了提高自己寺院的地位,许多寺庙自己出钱,招募书佣参加修书,这样的结果,就是书佣数量日益增多。

书佣业繁荣,书佣需求量大,使当时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这项工作中。这时候的书佣们,在工种上也有了区分,和做佃户一样,书佣们也有“长工”和“短工”之分。所谓的“长工”,就是长期受雇于一家雇主的书佣,这一类的书佣,和雇主有“长期合同”,他们的收入比较稳定,但是分配到每次抄写的收益上,就显得不是太高。另外有一种书佣叫“短工”,他们给雇主抄书,大多都是短期合作,给这家干几天,很快又给另一家去干了,这一类书佣,在收入上也有分化,要么是收入很低的菜鸟,要么是收入不菲的“明星人物”。比如南朝时期的书佣陈光,在当时是建康知名的“大明星”,他经常每天出入三四家雇主,均能保证质量完成,他的字在当时比较有名,外加抄写速度快,以至于当时的世家大族,都以邀请到他为自己做书佣为荣。行行出状元,放在书佣这个职业上也不假。只不过,当时书佣需求量增大不假,但是市场上有这么多“书佣”吗?毕竟在那个时代里,老百姓还是以不识字的居多,外加这个工作要求很高,不是认两个字就能干的。事实是,这时候的书佣是非常多的,并且日益高素质化。东汉时期的书佣,大多都是平民,而到了魏晋南北朝,特别是南北朝的晚期,书佣已经基本是高素质的知识分子,其中甚至还包括许多破落世家大族的子弟。书佣的整体素质,在这过程中水涨船高。

这也恰恰是南北朝书佣业繁荣的另一大原因:士族制度的逐渐衰落。书佣业的兴起,在前期得益于世家大族的暴富,这样他们有钱去修书。这时候,却也得益于世家大族的衰弱,因为这样一来,中国长江南北都出现了大量取代世家大族的寒门阶层,这些人出身低微,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自然要做一些贴金的事情。修书,就是最好的贴金手段,这些有钱没地位的人,在修书上往往舍得花钱。比如后来成为南朝梁朝开国皇帝的萧衍,在做将军的时候,就曾在京口重金招募书佣,编订历代文选。南北朝晚期,都发生了对世家大族的大规模屠杀,仅以北齐而论,被清洗掉的世家大族,就有杨、高等多家,这些家族败落后,成员树倒猢狲散,为了填饱肚子,士族的脸面也就顾不得了。北齐王子高澄在修书的时候,就曾雇佣过河南元家的子孙。西魏名臣苏绰也曾在南朝俘虏中,精选出“良家子弟五十多人”参加他主持的经籍整理。书佣素质的提高,使这一时期的修书,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上,都超过了前代。

书佣的兴起,看似只是个文化事件,其实却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公认的事实是,书佣本身就是魏晋南北朝文化发展的见证。魏晋南北朝时代,虽然长期战乱,但中华文明却持续传承了下来,比如南北的各个政权,都大力发展教育,设立学堂。而且各个政权对于修书都非常重视,比如魏文帝曹丕就曾说“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文化在这个时代所得到的尊重,远远超过了前代。在那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里,经过早期的杀戮之后,他们也渐渐懂得了“马背下治天下”的道理,开始了方式各异的汉化改革,而汉化的过程,对图书的需求就会加大。梁武帝在位时期的梁朝,虽然在政治上乏善可陈,文化上却大有贡献,当时的梁朝“四境之内,家有文史”。可以说,修书以及书佣的繁荣,是当时南北朝文化政策的表现。

修书业的勃兴,也带动了当时中国教育业的发展,特别是私学的兴起。当时很多学者都开办私学,求学者不但有世家子弟,更有平民百姓家的孩子,中国的文化,在平民之中得到广泛的传播,这样的局面,也让书佣的来源大大丰富了。文化贫民的增多,让寒门阶层的力量大大增强,庶族地主们势力日益扩充,对南北朝统治阶层来说,这是一件影响彼此力量对比的大事。

书佣的兴起,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书佣们之中也不断涌现出英杰来。负责抄书的,本身就是文化功底很好的人,而且“好脑子不如烂笔头”,常年修书,也让许多书佣们借机学问大进。就像武侠小说里,不少看守藏经阁的少侠能够获得武功秘籍一样,书佣之中,也有人在常年抄写的寂寞中,磨练出一身惊天动地的本领,翻翻南北朝后期的名人录,相当多的名人都是书佣出身的。庶族的力量,也因此日益提升了。书佣,作为一个行业,只有文化意义,更成了改变政治格局的暗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