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文绍（第3/9页）

法：总统先生，我们是现实主义者。您指挥着一支一百万士兵组成的军队，有什么可怕的呢？

阮：问题就在于此。大家都这样问我：“总统先生，既然从军事和政治观点来看您是如此强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现在我给您解释一下我担心的是什么。对一个北越人来说，要学会南越人的口音，打扮成南越人毫不困难，因为都是越南人。识别北越人和南越人可不像识别越南人和美国人那样容易。在老挝，他们不是同老挝爱国阵线玩弄过这种花招吗？1962年，当美国人从老挝撤走时，北越人理应也撤走。但是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美国人来到机场，从第一位将军到最后一名士兵逐一登记撤离。人们甚至都知道确切的人数：48人。但是北越人却打扮成老挝爱国阵线的人，说老挝爱国阵线的话，仍旧留在老挝丛林中。有多少人？监督委员会没有一个人能知道。小姐……这是他们的方法，这里也可能发生同样的事。现在不是已经发生了吗？他们学着南越人的口音，散居在各个村庄中，渗透到越共游击队里，成了30万名积极分子，准备重新集结成一支军队。我说，美国先生们，你们觉得能接受吗？你们怎么改变了想法？

法：在什么事情上改变了想法？

阮：小姐……我给您举个例子。当一个小偷进入您家时，您要么把警察找来，要么自行处置。如果您找来了警察，但警察不但不逮捕小偷，反而这样劝您：“算了，你同这个小偷讲和吧，你应该接受他已进入你家这个事实，鼓起勇气吧！在这张纸上签个字，使他在你家的行窃行为合法化……”对这个警察，我当然要发火，我回答道：“嗨，警察先生，我们岂不成了疯子？原先，您告诉我说发现小偷时，应该抓住他，应该叫来警察，应该自卫；而现在您却对我说，应该写一张文书来接纳小偷。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原先，警察非常害怕小偷，难道现在他不再害怕小偷？现在居然允许小偷窃取我的财物？警察先生，可是当初您为何那么说！”

法：总统先生，他真的把您弄得晕头转向了，对吗？

阮：当然，小姐，那种让北越人有权在此保留其部队的和平是一种什么和平呢？使他们的实际存在合法化的条约是一种什么条约呢？我曾建议采取另一种解决办法，尽管它是不利于我的。我说：“我们让北越的部队在美国部队撤走的同时撤走，之后，我保证遣散同样数量的士兵。例如，如果北越人撤走14.5万名士兵，那么我也相应遣散14.5万名士兵，如果他们撤走30万名士兵，那么我也遣散30万名士兵。”他们没有接受。为什么呢？我知道其中的原因。他们需要自己的所有部队，以挑起一场血战。

法：总统先生，您以为停火可能导致一场血战吗？

阮：当然会！这是不可避免的。对范文同[3]在接见记者时所说的话和所作的宣传不能信以为真。他反复强调北越人无意在南越建立一个共产党政府，无意在南越挑起一场血战，无意占领南越。但是，他这样反复强调只是为了安抚担心发生一场血战的美国人。难道我们应该忘记在广治周围，在安禄，在现在被称为“恐怖之路”的1号公路上的大屠杀吗？难道我们应该忘记1968年春季攻势时，他们在顺化的所作所为吗？他们在取得政权之后在河内又干了什么勾当呢？我也同基辛格谈过此事，我对他说：“基辛格博士，看来，我们还应该打18年仗，我们还应该为停战之后被砍掉的一百万人头而牺牲几十万人的生命吗？我是愿意作为和平的使者被载入史册的。但是，如果我签署了您希望签署的文件，那么六个月之内就会有一场血战。对我来说，‘好，好，好！和平万岁！’一类的欢呼声以及掌声是不重要的，至关重要的是以后将会发生的事。”

法：根据您的看法，尼克松和基辛格犯了一个错误。总统先生，您如何解释他们犯的这个错误？

阮：很简单，他们对于同北越讲和过分心急，对于同他们谈判和签订一项协定过分心急。当你同共产党打交道时，切不可提出谈判的期限，切不可告诉他们说，你想尽快遣返战俘，尽快缔结和平，否则，他们就会钻空子。如果天真地向他们吐露你的真心话，说：“战俘应该在圣诞节前回家。和平应该在总统任期届满之前，在新的选举之前，在新年来到之前实现……”那将带来灾难。这将是个莫大的错误，因为他们了解西方人的心理和西方的民主，并善于借此进行讹诈。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如果美国总统确定了谈判的期限，那么整个国会将会敦促他，并要求他恪守诺言。而他们能证实什么呢？他们将证实尼克松总统没有能力在由他本人确定的期限内带来和平。他们会利用美国的反对派，使美国政府名誉扫地……我曾告诫过美国人：“请你们耐心些。同共产党人打交道非耐心不可，要比我们更耐心。”但是我徒费口舌。

法：总统先生，换句话说，已经发生的事情是在您的预料之中的？

阮：小姐！不管是南越人还是北越人，我们都是越南人，对越南人的了解，我比美国人更透彻些。1968年，当和平会议在巴黎召开时，许多人问我：“阮文绍先生，您认为会议将在何时结束？”我回答说：“你们要知道……如果共产党人接受谈判，那就是说他们需要谈判，并不是因为他们要和平。他们要的是停止轰炸，以便获得喘息的机会，并发动一次新的攻势。他们将利用轰炸的间歇，向我们发起另一次奠边府战役[4]。”这同他们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的所作所为多少是一样的。在日内瓦，他们当时只是浪费时间，玩弄着近四年来在巴黎玩弄的同一伎俩。但是当他们在奠边府取得胜利时，他们马上变得干脆利落起来，结束了会议。如果当时没有奠边府战役，那么日内瓦会议将延续到今天。

法：总统先生，请您恕我直言，我不相信您只对基辛格说了有关耐心的那番话。您还对他说了些什么？

阮：我这样对他说，您是位巨人，对您来说，任何事情都微不足道，因为没有任何事情能难住您。您体重100公斤，您即使误食了一颗药丸，也将难以觉察，您的机体将自行抵消药丸的作用。但我是个侏儒，也许身上还有一点毛病。我体重只有50公斤，如果吞下同样的药丸，我将会一命呜呼。您是个身材魁梧的拳术家，有着宽阔的肩膀和发达的肌肉。您走在路上，如果有人对准您的胸部猛击一拳，您甚至会难以觉察，至多轻蔑地一笑，回头瞧他一眼。但我是个身材矮小的拳击手，也许连拳击手也算不上，因为我的体格不允许我从事这类体育运动。如果有人给我同样一拳，那么我会像个孱弱的人那样跌倒在地。因此，您可以允许自己接受诸如此类的协议，而我不能。一个不光彩的协议对您来说算不了什么，但对我来说，却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够了！对您来说，30万北越人算得了什么？一个逗点，什么也不是。对您来说，失去南越算得了什么？只是世界地图上的一个小黑点。丧失南越甚至会对您有利，它有助于遏制中国，有助于您的世界战略。但是对我来说，美国先生们，这不是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作选择的问题，而是在生死之间作选择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