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阿门多拉（第2/10页）

只用一个章节来谈意共问题即使以极快的速度也不可能保证完整。尤其所涉及的某些问题部分已成为历史或已解决。关于意大利共产党人，人们要说的事情太多了，对于他们的疑问也是无穷无尽的。至于乔治·阿门多拉这个人物是非常复杂和微妙的，值得谈的事情要比1974年初那次谈话中所涉及的多得多。但为了遵守我的诺言，即我的采访记应如实反映采访时发生的事情，我在发表这次谈话时也不考虑那些在那以后已发生变化，或已成为过去的事情。再说，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篇关于意大利共产主义的采访记，而是关于某个人的一幅画像，尽管在政治上我跟此人几乎毫无共同之处，但我愿在争取自由的道路上再次与他并肩战斗。下面是我们谈话的正文。谈话是从阿门多拉当时刚刚出版的书《从米兰寄来的信件》开始的。我又出现在他的办公室里，他坐在一张写字桌前，我坐在他的对面。他的办公室挂满了名画，但没有一张宣传画，也没有列宁和马克思的肖像。

奥里亚娜·法拉奇（以下简称“法”）：首先，祝贺您，阿门多拉议员阁下，我读了您的书，竟没有感到厌烦！对不起，唉，你们共产党人通常是那么令人讨厌，你们的话是那么杂乱无章，令人难以忍受。读你们的书或叫你们讲话的人没有不打哈欠的……

乔治·阿门多拉（以下简称“阿”）：我知道。我们经常受到这样的指责，例如，陶里亚蒂、隆哥都受到过。严肃性跟纪律一样，是我们党的一个特征，而严肃性包含着乏味。当然，在我们当中有的人更惹人讨厌，而有的人稍好一些。可是……我也曾经惹人讨厌过。多年来，我常到意大利的街头广场去发表非常令人讨厌的演讲，两小时的讲话里充满了数字和经济概念……为了避免讲错，事先我都拟出讲稿，仔细修改，在演讲前充分地预习……严肃性像个金箍紧紧地束缚着我，使我成了个“瘸子”，需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撂下这根“拐杖”，较随意地讲话。您知道吗？这是不容易的，需要成熟和自信，因为我们的党是一个大党，谁代表它讲话都会感到责任的重大。由于纪律性加上怕犯错误，使你存有戒心，担心讲话讲出了格或讲得不好，这就束缚着你，压抑着你，使你窒息……对我那本书，我的同志们原来以为不会有什么趣味，但读了它以后，他们既惊奇又高兴地对我说：“简直像读一本侦探小说！”这话使我高兴。显然，我们也能打破冰窖，并运用潜在其中的、人人皆有的财富。请相信，我们是有这种财富的。

法：尽管冰窖中存在这种财富，但你们总也摆脱不了神甫特有的那种严峻。你们总是摆着一副气呼呼的、阴沉沉的、疑神疑鬼的神气……就像一个神甫对那些不信存在天堂和地狱的人流露着憎恨一样。为什么要这样呢？

阿：嗯，是的，这种情况是存在的，尽管也有例外。例如，迪维托里奥[5]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像迪维托里奥了。贾恩卡洛·巴叶塔性格外露，敏捷、活跃。我们并不是冷漠的人，知道吗？我们是充满激情的人。我曾经开列了一份名单，有关死于发表演讲之后出现的心肌梗塞的同志，这是一份令人难以置信的名单：陶里亚蒂、迪维托里奥、阿利卡塔、罗马尼奥利、格列科……我们有大批领导人死于激情，死于工作和激情。

法：阿门多拉，开始我的采访吧！随便谈，不要受金箍的束缚，也不要担心七零八落。我们就从您与隆哥正在进行的历史性争论开始。这次争论十分有趣，因为两个共产党人在大庭广众之中吵嘴，这还是第一次。这件事就像听到您在1943年曾反抗陶里亚蒂一样使人吃惊。

阿：请注意，作为个人，我跟陶里亚蒂很合得来。我一直是陶里亚蒂的崇拜者。可是当1943年底我们收到那封无线电报，命令我们与巴多利奥[6]合作时，我坚决不执行。我的回答是断然的：“这是个建议，仅仅是个建议而已。我们就是这样对待它的。陶里亚蒂在莫斯科不可能判明我们所处的境况，也不可能了解别人的反应，例如社会党人与行动党人的反应。他是党的领袖，这是事实。但是他只有在回到意大利时，才能执行党的领导职务；只要他不在意大利，人们就不能接受他的领导，不能接受远距离的领导。领导应该在这里。”甚至在后来他回来时，我也是这样跟他说的。他笑了，并对我说：“你有道理。”陶里亚蒂总是说别人有理。

法：但这次您确实有理。

阿：确实，我完全有理。事实上当时这样想的也不只是我一个人，我们在罗马的人都反对那份电报。斯科奇马罗是一位教授，有点天真，他反对是出于他那常常表现出来的刻板的教条；我反对是由于政治原因……您看，在9月8日以前，我始终是一个最倾向于与巴多利奥接触的人。我在许多事情上批评他，但不愿与他中断关系。巴多利奥代表着一种力量，民族解放委员会[7]的其他一些成员是倾向于它的。巴多利奥手中掌握着那些被流放和监禁的同志的命运……当时我们最优秀的朋友或遭到流放或被监禁，例如巴叶塔，还有我的兄弟彼得罗。我打算营救他们，为此甚至设想过在停战以后与巴多利奥一起组织政府。可是9月8日那天，那些人全部逃跑了。罗阿塔[8]手下的人四处逃窜，乱成一团……您不了解那时发生的事。当我到劳资组合部找皮卡尔迪时，只有他一人在那里，可怜的皮卡尔迪。我们感到被人触犯了，受到了欺骗。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起初，巴多利奥给我们作出了一大堆保证，后来却突然抛弃了我们，逃跑时什么话也没有给我们留下。他要是想把国王带到南方去，为什么不跟我们商量呢？为什么不把事情办得有条有理，像个样子呢？整个罗马地区的民族解放委员会讨厌这种做法，采取了反巴多利奥的态度。天主教民主党人反对巴多利奥，社会党人和行动党人的反对尤其激烈。我不愿意与行动党、与佩尔蒂尼[9]、与南尼失去联系，我愿意与他们团结在一起。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收到了陶里亚蒂的那份电报。显然，我作了我应该作出的反应。

法：是的。但到1944年您就改变了想法。您为什么改变得那么快？为什么前后如此不一致？

阿：请注意，有的人总是希望前后一致。可是，人不是一成不变的，政党同样如此。党的路线不是像一个完整的鸡蛋那样诞生的，它在形成以前要经过一系列的修改。我也曾经偏离过航道，走过弯路……发生过两件事。第一，在行动党人和社会党人中曾形成一个最高纲领派，他们竭力反对巴多利奥，拒绝同秘密的保皇党人接触。这个派别的首领是安德烈奥尼。他甚至说：“让我们把将军和保守党人消灭掉。目前打德国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明天我们要反对的正是那些将军和保守党人。”我断然拒绝这种立场。当时在罗马有许多军官和士兵是真心实意反对德国人的，为什么要放弃与他们结盟呢？再说，领导保皇党人的是蒙泰泽莫洛将军，他是一个很高尚的人，后来被枪杀在阿尔德阿蒂内土坑中了。我同他一起组织过几次破坏活动，其中一次在圣诞夜，炸了罗马—卡西诺铁路线上的一列火车。您要知道，一般来说，社会党人是过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