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帕纳古里斯（第2/14页）

采访开始了。他深沉的，几乎是从喉中发出来的声音富有极大的诱惑力，立刻打动了我。这是一种善于说服人的声音。语气是平静的、带有权威性的。用这种语气说话的人是非常自信的，他不允许别人反对自己的话，因为他对自己所讲的话从不产生怀疑。对了，他就像一个领袖那样讲话。他一面说一面抽着几乎从不离嘴的烟斗。这样，你会说他把注意力集中在烟斗上而不在你身上。这一点使他显得那么强硬，从而令人生畏。这种强硬不是新近产生的，就是说不是由于肉体上和精神上遭到摧残而产生的，而是天赋的。正是这种强硬使他能战胜肉体上和精神上所受的摧残。同时他待人体贴、温柔。当你不知所措时，他会像一艘直线前进的摩托艇突然掉过头，来个急转弯，变强硬为温情。那种温情犹如儿童的微笑，逗人喜爱。例如他给你斟啤酒的样子，又如他为了感谢你的某个看法而触摸你的手的动作。这一切改变他的面貌。此时，他的面部表情不再是痛苦的，而是无戒备的了。他的脸不美：奇怪的小眼睛，一张大得出奇的嘴，短下巴颏儿，还有那些布满在嘴唇上、颧骨上使他变得极丑的伤疤。然而，很快你又会觉得他简直是个美男子。这种美是荒唐的、自相矛盾的，与他美好的心灵无关。不，也许我永远理解不了他。从第一次见面后，我就认定他是一口充满矛盾、出其不意、利己主义、慷慨、不合逻辑的神秘的深井。同时，他也是产生不测事件的永不枯竭的源泉。他这个人的价值远远超过政治人物的范围。也许政治只代表他生命中的间隙，他才能的一部分。如果他们没有这么早把他害死，如果没有把他囚禁起来，也许有一天我们不知还会听到关于他的什么传说。

我们在放着书和鲜花的屋子里交谈了多久？这是我唯一记不起来的细节了。当你听他叙述时不会感到时间的消逝。首先是关于酷刑的故事，也就是他的伤疤的来源。他对我说，他的身上到处都是伤疤。他让我看他手上、手腕上、胳膊上、脚上和胸部上的伤疤。胸部上的伤疤正在心脏的位置，也正是基督受伤的地方。他们是当着科斯坦蒂诺·帕帕多普洛斯，也就是帕帕多普洛斯的兄弟的面，用一把有缺口的裁纸刀给他留下这些痕迹的。但是他向我显示这些伤疤时满不在乎，丝毫没有自我怜悯的心情：一种异乎寻常的，几乎是残忍的自我控制力使他变得铁石心肠。当你发现他的神经经过五年地狱生活后，并非没有受到损伤的时候，就会觉得更为残忍。当他的牙齿咬着烟斗或他的眼睛被蒙上一层仇恨和无声的鄙视的云雾时，都表明了这一点。他陈述着折磨他的人的名字，沉浸在不可捉摸的冥想之中，以致他的母亲进屋问他还要不要啤酒和咖啡时，他也不回答。他的母亲不时地进进出出。她已经老了，穿着黑衣服，就像希腊的寡妇们从来只穿黑衣服一样。她脸上布满的像蜘蛛网一样的皱纹，道出了她的痛苦。当阿莱科斯在监狱时，她的丈夫由于伤心而死去。她的大儿子失踪了，第三个儿子进了监狱。她自己也坐过牢，被关了四个半月。但是，无论是威胁还是敲诈，都没能使她屈服。在一封给伦敦一家报纸的信中，她曾写到过她的儿子们：“树是站着死的。”树指的是她的儿子们。六年前就死了一棵树：乔治。

六年以来，几乎谁也不知道乔治的音讯。乔治是大哥，他步父亲的后尘，升到了上尉。1967年8月他拒绝在希腊军队里服役，像阿莱科斯一样开了小差，由埃沃罗斯河逃往土耳其。到了伊斯坦布尔后，他去意大利大使馆要求避难。意大利使馆竟拒绝了他的要求，托词必须通知土耳其政府、意大利政府，还有不知道什么人。这是我们的耻辱。乔治又逃跑了，这次去了叙利亚，在大马士革又一次向意大利使馆求援，遭到了同样的拒绝。但是有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使馆比较近情理，他们接待了他，并让他在那里住了一个月，直到有一天他上街被叙利亚警察发现没有护照而被抓。后来他又从叙利亚警察手中逃跑到黎巴嫩。从黎巴嫩本来想去意大利，后来没有这样做，因为阿拉伯国家承认了希腊军政府。他选择了与希腊军政府没有外交关系的以色列，打算从海法乘船去意大利。而在海法，以色列人逮捕了他。乔治信任他们，说出了自己是谁。他们便把他抓起来交给了希腊政府。他们甚至没有审讯他，就把他押上了一艘往返于海法和比雷埃夫斯之间的希腊船“安娜·玛丽亚号”。从此他就销声匿迹了。当轮船进入埃季纳和比雷埃夫斯这一段航程时，似乎他还在船舱里。但是当船驶进港口时，船舱是空的。是他从舷窗里跳出去逃跑了，还是有人把他从舷窗扔出去了呢？一直没有找到他的尸体。从海上不时地飘来一具具尸体，当局招来雅典娜认尸，她总是回答说：“不，不是我的儿子乔治。”

到了夜间某个时刻，我们中断了采访。来访者逐渐散去。雅典娜邀请我在她家里宿夜。她还准备了晚餐，铺上了最好的桌布。阿莱科斯看来已不那么拘谨和严肃了，很快打开了他的那扇给人带来无穷意外的门：他竟在谈话中开起玩笑来了。比如说称他的囚房为“我在博亚蒂的别墅”，把它形容成一幢十分豪华的别墅，设有室内外游泳池、高尔夫球场、私人影院和金碧辉煌的会客室，备有去伊朗购买新鲜鱼子酱的厨师，还有女奴们献舞和擦洗手铐。在这样的天堂里，有一次他进行绝食，“因为鱼子酱不新鲜，不是灰颜色的”。接着以同样的语调，叙述他与奥纳西斯、尼亚库斯[1]、洛克菲勒和亨利·基辛格之间的“众所周知的友谊”，或形容他的“私人喷气式飞机”，以及前一天“借给英国安娜公主”的游艇。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难道在水泥坟墓里他竟保存了幽默和笑的能力吗？可能是这样，甚至毫无疑问是这样。但是，当我饭后继续进行采访时，阿莱科斯又严肃起来了，并神经质地咬他的烟斗。这一次我们一直谈到凌晨3点。3点半，我疲惫不堪地倒在他们为我在客厅里安排的一张床上。床头墙上挂着巴西利奥穿着上校军服的照片，镜框边上挂着金质、银质和铜质的勋章：这是他1950年以前参加过数次战役的见证。在床边的墙上挂着一张阿莱科斯在工学院工程系当学生时的照片，他那时还是中间联盟党的青年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委员。一张绝顶聪明伶俐的脸蛋，没留胡子，但并不因此能帮助我揭开他这个谜。我站起来仔细察看，同时想起了在旁边房间里看到的两兄弟小时候的照片。乔治长得英俊、乖巧，有教养地坐在红色天鹅绒上。而阿莱科斯在照片中看来像只怒目而视的小老虎，站在一块红色天鹅绒上，显示出无政府主义的独立性，好像在说：“不，不！坐在那个玩意上我不干！”东歪西斜地穿在身上的那件针织衣，说明他对自己的仪表毫不在意，妈妈的责备和请求也无济于事，他还是我行我素。他还表现出拒绝一切建议、命令和干预，小小的右手自豪地、挑衅地插在腰间，左手抓住裤子上掉了一个纽扣的地方。我对着照片凝视了多久？这一点，我真的记不清了。但是我记得我的注意力突然被另一样东西吸引住了：一件正方形沾满了尘土的东西。我把它抓在手里，心里有一种揭开秘密的感觉。我发现这是一本17世纪的《圣经》，里面有一个证件说明是阿莱科斯·帕纳古里斯的财产。这个证件已有300年的历史。这里所指的阿莱科斯是曾与土耳其人打过仗的曾祖父。后来我得知从1600年至1825年，帕纳古里斯家族出了很多英雄。有的叫约尔戈斯，也就是乔治，就像1823年死于法利埃罗战役的年轻的约尔戈斯。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叫阿莱科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