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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重返利比里亚运动，其实就是美国版本的印巴分治。托克维尔曾经指望，由于气候、环境和天赋的自然作用，白人会向北方集中，黑人会向南方和加勒比地区集中，最终形成天然边界。废奴派通常并不主张黑白平等，更不要说吸纳黑人进入共同体了。他们恨奴隶制，因为这违背了他们的宗教感情和抽象原则；但他们不想要黑人公民，又提不出任何其他可行的解决方案。南方人嘲笑他们是假冒伪善的狂热分子，犹如保王党人嘲笑清教徒。确实，林肯的内战理由必须诉诸以色列的上帝和忌邪的神：“我们诚挚盼望，我们热切地祈祷，希望这场天谴的战争迅速结束。然而，即使上帝定意让这场战争持续下去，直到两百五十年来奴隶无偿劳动所积聚的财富化为乌有，直到鞭笞所流的每一滴血被战争中的流血所偿还，我们也应相信三千年前《圣经》所说的：‘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相反，南方人只要继续以罗马元老自居就行了。恺撒想把高卢人送进元老院，这是毁灭自由的第一步。鸡兔同笼的邦国无法形成有效自治，结局不外乎三种：其一，鸡兔分别建立自己的共同体；其二，一方对另一方实施暴政；其三，消弭冲突的必要性成为长期武断统治的理由。重建时期，北军在南方实施了第三种统治。海斯和解后，白人对黑人实施了第二种统治。民权运动后，社区自治实现了第一种模式。今天美国政治正确的实质就是调和政治德性不同的各共同体，因此以共同体而非个人为基本单元。这种演化给美国宪制增添了早期罗马帝国的马赛克色彩，跟南方政治家主张的罗马共和国式狭隘、排外形成了鲜明对照。

美国的元老院和新教徒都有自己的天命观。19世纪50年代，前者似乎比后者更有机会。然而，这种优势是表面和脆弱的。弗吉尼亚王朝、辉格党的反恺撒主义联盟、卡尔霍恩叛乱有一项共同特点：头牌歌女太多，观众太少。林肯早年的辉格党经历已经教会他，寡头式内耗竞争对大党的形成多么不利。候选人为了在初选中保证同侪的支持，往往必须接受两年轮替制。辉格党像一块种植过密的麦田，所有的麦穗都没有长大的机会。俱乐部交易在初选前就已经作出了大部分决定，以致选民基本盘丧失了活力和斗志。人事安排的重要性上升，使纲领和原则退居次要地位。民主党对辉格党的优势建立在草根群众的力量之上，然而，奴隶制和基督教原旨的冲突削弱了他们的力量。精密的理论可以证明二者完全没有矛盾，但精密的理论对群众是不起作用的。任何人只要将民众的道德直觉和原教旨主义结合起来，就能在二者之间打进一个楔子。

南方版本的昭昭天命体现于波尔克（James Knox Polk）的大美洲计划。美国将会兼并古巴、墨西哥和中美洲，从而使蓄奴州在合众国内占据压倒性优势，将南方政治传统变成美国政治传统，最终消弭分裂国家的危险争论。美国将延续华盛顿家族的也就是古典的爱国主义原则，将合众国变成亚加亚同盟、埃托利亚同盟和罗马－意大利同盟的现代版本。任何政治家都清楚：无论中间步骤多么复杂，一切权力终归源于国民有机体的习惯性忠诚。各州的权力属于各州国民，因此各州是强大的。联盟的权力属于各州政治家、外交家和掮客，因此联邦是软弱的。联邦的软弱有助于联邦的扩大，因为它不易威胁新邦的政治传统和政治精英。联邦的扩大有助于联邦的软弱，因为过于复杂的多元博弈体系不容易形成阵线分明的多数派和少数派，只能形成一大群边界模糊、翻云覆雨的机会主义派阀。只有旗帜鲜明的大党和目标明确的领袖才能越过同侪的牵制，直接诉诸国民的仲裁；只有高度同质化、共同价值观稳固的国民有机体才能维护大党和领袖。这样的可能性将会随着拉丁各州的增加而不断减少。

自由的西方替代寡头的南方，为新教徒的天命观开辟路径。这种天命论以选民的道德优势和特殊责任为基础，本质上蕴含着宗教战争的设定。每一个恺撒身上都有十个马略，每一个林肯身上都有十个克伦威尔。选民的共同体不仅有边界，而且边界比其他的共同体更难跨越；但他们负有普世的使命，以帝国主义为群众性信仰的自然归宿。清教徒的帝国主义格外理想主义，又格外残酷。罗马元老-哲人的帝国主义以优劣为基础，歧视和奴役是宽容和放任的必要条件；而以色列先知-战士的帝国主义以善恶为基础，公义和审判是自由和平等的必要条件。美洲的罗马人只需要建立有德性公民的共同体，统治没有德性的外邦人；而美洲的以色列人必须用自己的血洗自己的罪，背起救世主义的十字架。只有一种力量能够跨越习俗和利益造成的德性差异，那就是如火如荼的信仰和牺牲。神学家林肯是洞悉人性的感情炼金师，深知奉献和融合的期望深藏在理性的内核中：只有在神意决断的电光火石之际，共同体才能诞生或重生；只有在鲜血代替墨水解释宪法的政治学奇点，边界条件才能重新设定。然而，僭越神权的凡人有祸了，创造历史的人注定要为他创造的历史献祭，正如名师要为他铸就的名剑殉身。

新教徒的天命战胜了罗马人的天命，因为美国自始就是救赎之国。信仰与自由体现于历史，就是一手持《圣经》、一手持枪的天路客。选民的共同体不是血缘和地缘概念，核心价值就是他们的核心利益。离开价值，根本无法界定什么是利益，什么不是利益。山巅之城是万国的引路人，救世的焦渴在选民的血液中流动：信徒活着不是为了研究福音书，而是为了活出基督；美国存在不是为了研究政治哲学，而是为了照亮世界。只要美国忠于真正的信仰和真正的自由，引导以色列民出埃及的万军之主耶和华就不会抛弃他们；而只要美国抛弃了真正的信仰和真正的自由，神的荣耀就会离开他们。林肯除了焦虑自己有没有站在上帝一边，其他什么都不焦虑。他对黑人政治德性的评价其实并不高于卡尔霍恩和道格拉斯，但他信任上帝的公义胜过信任人类的智慧。如果奴隶制是罪，美国人的血就是赎罪的价。只要认罪，任何罪人都不会遭到抛弃。在人不能，在神都能。如果畏惧赎罪的价超过畏惧耶和华，这种心中无神的智慧就像亚希多弗（Ahithophel）为押沙龙设计的锦囊妙计一样，将会毁灭自己和邦国。美国通过林肯选择了敬畏耶和华的智慧，也就赢回了解放或征服世界的使命或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