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冠军之死（第2/3页）

之后，容国团受到了毛泽东的多次接见。1959年，周恩来确定了中国的两件大喜事：十周年国庆，容国团夺得世界冠军。

当时容国团在国内的受欢迎程度，一点儿都不亚于现在最红的明星。走在路上会被人围住，要签名倒也算了，还会有不少人请他发表感想，自己用小本子在一边记录。容国团去看电影，去晚了没票，就在售票处等退票。来看电影的人发现是容国团，都抢着把自己的票送给容国团。电影院方面知道容国团来了后，还非要请他上台讲话。全国各地写给容国团的信像雪片一样飞来，以致要专门成立个“拆信小组”……

容国团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当时，全国追求容国团的女孩非常多，但容国团最终选择了自己之前就认识的田径队女孩黄秀珍，两人相识相爱，最终结婚，过起了简单但幸福的生活。

容国团并没有在一片赞誉和舒适的生活中迷失。

1961年，容国团和队友们一起，在第26届世乒赛上以5比3战胜了当时如日中天的日本男队，第一次为中国捧得男团冠军。

1961年4月，第26届世乒赛在北京举行。在男团决赛中，容国团说出了那句名言：“人生能有几回搏！此时不搏更待何时！”他战胜了日本名将星野，和全队一起将此前已经蝉联五届世界冠军的日本队拉下了马

不仅如此，容国团还证明，自己并不是只能当好一名运动员。1964年底，容国团临危受命，担任中国女队的主教练。随后，他针对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日本女队的情况，制订了详细规划，并大胆起用梁丽珍、李赫男、林慧卿、郑敏之等一批队员。

1965年4月，在南斯拉夫举行的第28届世乒赛上，中国队获得了女子团体、女子双打和混合双打三项冠军，震动世界乒坛。

那一年，容国团才28岁，他还有太多的事可以为中国乒乓球事业做。

但是，1966年，悄无声息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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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2月下旬的一天，容国团从国外比赛归来，发现他所熟悉的一切，都变了。在国家队的训练馆，乒乓球桌被竖到了一边，馆内到处堆放着杂物，到处都是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在四处张贴大字报。

中国乒乓球队成了运动队中的一个反面典型，给出的理由之一简单至极——世乒赛的七座奖杯，都是以资产阶级的人的名字命名的。更有“造反派”喊出了一句逻辑奇怪的口号：“冠军拿得越多越反动！”

在这场运动里，容国团并没有因为“第一个世界冠军”的身份而被幸免，相反，他的香港资历给他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比如，他从小在香港长大，有造反派说他其实是香港派回内地的间谍。又比如，他当年从罗湖桥步行，行李没有接受检查，有造反派说他当时是偷运武器回来的。

当然，容国团平时喜欢美国的“猫王”，喜欢听交响乐，会和人讨论意大利的文学，这些都成了他“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铁证。

在这个过程中，容国团感到非常的迷茫——他曾发自内心想去感受这场运动，参与这场运动，但他发现他不能，他实在无法理解其中的逻辑。他甚至不断地去问队友：“你觉得我错了吗？”

1968年5月12日，情况变得更糟了。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在这一天发出了《命令》（时称“五一二命令”）宣布：“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包括国防体育俱乐部系统），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伙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贺龙、刘仁、荣高棠等完全按照苏修的办法炮制起来的，长期脱离党的领导，脱离无产阶级政治，钻进了不少坏人，成了独立王国。……特决定全国体育系统全部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接管。”

体育界进一步“清理队伍”有了红头文件的保障，而容国团因为之前做了两件事，陷入了更大的困境之中：

第一件事，是因为他不愿相信自己的“引路人”贺老总会背叛毛主席，所以他被列入了“铁杆保皇派”。

第二件事，就在“五一二命令”颁布之前，容国团代表队友们写了一封“请战书”，希望能参加第30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但这被“造反派”认为是别有居心，要他写检查，交代自己到底想干什么。

容国团知道，自己打球或者带队的希望被彻底断绝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个巨大的噩耗传来：和容国团一样从香港过来的傅其芳（国家队主教练）、姜永宁（国家队教练），实在无法忍受被隔离审查后带来的种种羞辱，先后自杀身亡。

自杀的情绪，是会传染的。

尽管容国团是中国第一位世界冠军，当时队内并没有贴出针对他的大字报，但他觉得，自己的人生之路也走到了尽头。

7

1968年6月20日的傍晚，容国团走出了北京市崇文区幸福大街9号楼的家门。

这天晚上，乒乓球队内照例是有“批斗会”的。

晚上九点，妻子黄秀珍看丈夫还没有回家，便到乒乓球队找他。队友们告诉她：“容国团今天并没有来啊！”

晚上十一点多，容国团仍旧没有回家。黄秀珍预感到可能事情不妙了。她喊了一群容国团的朋友一起去龙潭湖附近寻找，但没有找到。

第二天凌晨四点半，国家体委接到了派出所的电话，通知他们在离龙潭湖几里远的养鸭房旁，发现了一具悬挂的尸体，对方在电话里说，“可能是容国团”。

黄秀珍在养鸭场的那棵槐树下，见到了蒙着白布的丈夫的遗体。白布下露出的，是容国团一直穿的一双白球鞋。

容国团的好友郭仲恭走上前去，去解容国团脖子上的尼龙绳，但那个扣子系得非常结实，最终只能用刀子割开——容国团做事向来仔细认真，那个扣子，可能是他留给人世间最后的一件“作品”。

公安人员从槐树前一地的“大前门”烟头判断，容国团曾在树下徘徊了至少两三个小时。

在那段时刻，容国团究竟在想些什么？究竟是什么，让吼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世界冠军，最终选择了最不应该选择的一种了断方式？

在容国团上衣的口袋里，人们发现了他的遗书：

我不是特务，不要怀疑我。我爱我的荣誉，胜过自己的生命！

那一年，容国团还没满31岁。

馒头说

1978年，在容国团去世整整十年后，国家体委召开大会为容国团、傅其芳、姜永宁三人平反。

而在十年前，容国团用死都没换来自己的清白——造反派说他是“畏罪自杀”，不准开追悼会，遗体火化的费用由家属分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