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世界政治经济中的霸权

今天，那些自由资本主义的支持者们总是带着怀旧的情绪，回顾19世纪英国的优势地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的主导地位。人们认为在这两个时代中，拥有绝对优势的经济和军事资源强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和对世界的看法，执行一项国际秩序计划。就如吉尔平所说的：“同罗马治下的和平一样，英国治下的和平与美国治下的和平确保了一种相对和平和安全的国际体系；大英帝国和美国创造和确保了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规则。”（Gilpin, 1981, p.144）

这项陈述成为霸权稳定论的两个中心命题之一（Keohane, 1980），也就是说，世界政治中的秩序是由一个主导国家创立的。既然机制构成一种国际秩序的要素，这就意味着国际机制的形成一般要依赖霸权国家的存在。霸权稳定论的另一个中心命题是：国际秩序的维持需要霸权国家的持续存在。就如金德尔伯格所说的：“要使世界经济稳定，需要一个稳定者，而且只能有一个稳定者。”（Kindleberger, 1973, p.305）这意味着合作（我们在下一章把它定义为国家间政策的相互调整）仍然依赖霸权国家的持续存在。

在阐述关于合作和机制的概念之前，我要探讨一下霸权问题，因为我所强调的像机制之类的国际制度怎样促进合作这个问题，只有在合作和纷争不是简单地由利益和权力决定的情况下才是有意义的。在本章，我要论证，霸权稳定论仅仅依赖现实主义关于权力和利益的概念，从而得出的一种决定性的看法，实际上是不正确的。霸权稳定论的第一个命题，即霸权国家能够促进某种程度的合作，从谨慎的意义上讲具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并没有足够的理由相信，霸权国家的存在是合作性关系出现的必要或者充分条件。而且，我的这项论证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霸权稳定论的第二个命题是错误的：国际机制建立以后，合作并不必然需要一个霸权领导者的存在；霸权后合作是可能的。我在阐述合作和国际机制理论之后，在第八章和第九章，将对战后国际政治经济中霸权和合作到底是怎样相互关联的问题进行详细的分析。本章的任务是初步研究霸权概念在合作问题研究中的价值及其局限性。第一部分分析霸权稳定论的主要观点；第二部分简单地探讨世界政治经济中军事力量和霸权的关系；最后一部分试图通过对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考察，加深我们对霸权概念的理解。马克思主义者的霸权概念，与现实主义的观点极其相似，他们使用不同的语言阐述同样的观点。然而，安东尼·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关于意识形态的霸权概念，的确为唯物主义者的论证提供了极有见地的补充，不管对现实主义者还是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都是如此。

对霸权稳定论的评估

霸权稳定论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应用，一个重要的含义是把霸权的概念界定为物质资源上的优势。其中，四项资源非常重要：霸权国家必须控制原料、资本的来源、市场以及在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上具有竞争优势。

控制原料资源的重要意义，为传统的领土扩张和帝国主义，以及非正式影响的扩展提供了合理的解释。我们在第九章将会看到，对石油资源所在地控制权的转移，是怎样对国家权力和国际机制的演变产生影响的。另外，作为权力的一项来源，有保障的资本进入虽然并不明显但也可能是同样重要的。那些拥有组织良好的资本市场的国家可以很便宜地借款，并能够为其同伴提供信贷，或者拒绝为其对手提供信贷。荷兰在19世纪的政治经济权力源于其资本市场的质量；英国在18世纪和19世纪也一样；美国在过去的15年中同样受惠于此（DE Cecco, 1975; Feis, 1930; Ford, 1962; Kindleberger, 1978c; Lindert, 1969; Wallerstein, 1980）。潜在的权力也可能源于某国出口市场的规模。切断某一特定国家进入自己的市场，而允许其他国家继续进入，是一种“有力的、在历史上的确是重要的经济权力武器”（Mckeown, 1983a, p.78）。相反，为了换取对方的妥协或顺从，向其开放自己国内巨大的市场，也可能是一种有效的影响手段。某国内部的市场越大，该国政府对关闭或开放其市场的自由度越广，那么其潜在的经济权力就越强。[1]

经济优势的最后一个含义是商品生产的竞争优势。沃勒斯坦从经济学意义上将霸权定义为“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一个中心国家的产品生产是非常高效的，以致它们即使在其他中心国家也具有很大的竞争能力，因此这个中心国家将是最大化的自由世界市场中的最主要受益者”（Wallerstein, 1980, p.38）。作为一种经济优势的霸权概念是很有意思的，但是这个概念并不非常有效，因为在总的收支平衡的条件下，即使那些最贫困和不发达的国家也有比较优势。1960年美国在纺织品、服装和初级制成品上出现了贸易赤字，这个事实并不说明美国失去世界上的经济主导地位（Krasner, 1978, p.68—69）。的确，人们应该指望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的产品，或者生产成熟的技术产品。但是竞争优势并不意味着领先的经济实体出口任何产品，而是生产和出口最有利润的产品，以及将会为未来提供生产更先进商品和服务的基础。总的来说，在竞争优势上的能力，是以领先国家的技术优势为基础的，尽管这种优势能力还要依靠对那些能够产生重要租金的有价值资源施行必要的政治控制。

因此，世界政治经济中的霸权，是指一个国家必须能够自由使用关键的原料，控制主要的资本来源，维持庞大的进口市场，以及在高附加值商品的生产上拥有比较优势。一国如若具备所有这些因素，它一定是比其他国家更为强大的。霸权稳定论预言，具有这种实力的国家对世界政治经济的主导能力越强，国家间的合作性关系就会越多。这是一个非常简约的理论，是以我们第二章所说的“基础性力量模型”为基础的，在这个模型中，结果总是通过行为者的有形能力反映出来的。

然而，像其他许多“基础性力量模型”一样，这种粗糙的未经提炼的霸权稳定理论，总是导致不完善的预言。在20世纪，它正确地预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年的相对合作状态的国际关系，但是它在霸权衰落后合作的发展趋势这一预言上，至少是部分地错了。在1900年到1913年，英国力量的衰落，是与那时商业上的冲突减少而不是增加并存的。[2]就如我们即将在第九章看到的，最近国际机制的变迁也只是部分地与美国力量的衰落有关。如何解释两次世界战争中间年代中纷争的盛行现象是困难的，因为在这20年中是否有哪个国家在物质意义上算得上霸权的，还不清楚。美国那时虽然在生产能力上是领先的，但是它并没有取代英国，成为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在贸易总量上，它也落后于英国。在这段时间，尽管美国国内的石油生产完全能够满足国内的需要，但是英国仍然控制着中东的主要油田。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在这20年时间，阻止美国领导一个合作性的世界政治经济的原因，与其说是美国缺乏足够的经济资源，还不如说是美国在政治上不愿意为国际体系制定和执行必要的规则。尽管那时英国在为此不断地努力着，但是它太虚弱了，不能有效地做到这一点（Kindleberger, 1973）。导致纷争的关键原因在于美国的政治因素，而不是霸权稳定论所主张的在于物质力量的因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