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理性选择与功能的解释

对世界政治中一项既定国际合作努力的失败作简单的解释，总是容易办到的。譬如，我们可以说，这是因为牵涉到各国的利益不可调和的缘故。这种说法将意味着纷争即使不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各个行为者本质特征和它们之间相对地位造成的自然结果。实际上，根据这种解释，低水平的合作可能仍然是帕累托最优的；也就是说，在行为者既有利益不变的状况下，可能没有一种合作性的解决方案能够使它们的利益变得更好。

这是对纷争现象的一种可能解释。这使人很不舒服地想到伏尔泰笔下的老实人刚第德（Candide），这位英雄总是宣称，在可怕的灾难来临之前，目前所有的东西总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我们很难证明，国际政治中的频繁灾难与行为者的利益是不存在固有联系的。但是如果我们只相信这点的话，我们就会陷入宿命论中，最终会处于荒谬的地位，认为像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的事件是符合奥地利、德国和俄国的利益的，所有这些利益因为冲突的结果而消失殆尽了。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讲，这种观点可能会使我们不合情理地去相信，不管各国政府和跨国行为者可能获得什么样的信息，也不管它们对可能的行动后果的认识如何，或者它们参与的一连串的互动行为是怎么样的，总之，客观的利益决定了世界事件的发展。

这种观点的不合情理性，被最近基于理性假设的演绎理论所进一步强化。博弈论和集体行动的研究强调，那些理性的个体尽管可能从合作中获益，但它们可能不愿意去这样做。因为诸如此类的原因，它们不大可能协调它们的行动以达到它们想要达到的目标，即使它们作为个体是理性的，但是它们所属于的那个集团可能并不必然会作为理性的行为者来行动。显然，根据纷争的事实推断存在冲突的利益，而对这种所谓冲突的利益又没有获得直接的证据，会冒着犯严重错误的风险（Hardin, 1982, p.1）；况且，行为者即使在它们的利益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情况下也可能无法进行合作。例如在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罗密欧与朱丽叶有着相同的利益——两人结婚，但是约翰从劳伦斯那里将错误的消息传给罗密欧，导致劳伦斯计划的失败和两个情人的悲剧。

尽管存在相互的利益，合作的努力可能失败这个事实重新使我们注意第一章所提到的制度主义者的思想。制度主义的学者们一直强调合作可以通过制度培育起来，这意味着在没有制度的情况下，实际的合作常常比潜在的合作要少。但是，这种观点并不是说合作是不可避免的，或者在制度存在的情况下一定就会持续增加。

制度主义者过去倾向于认为合作甚至超国家权威在不断增加着，但随着他们希望的彻底破灭，他们才发现他们的理论是明显错误的。即使他们想避免过多的乐观主义色彩，他们也一直受到行为者动机模棱两可问题的困扰。而现实主义者至少对他们的假设是很清楚的：作为世界政治中最主要的行为者，国家是理性的、利己主义的。就如我们在第二章看到的，利己主义的假设意味着世界政治中的行为者偏好是基于它们对自己福利的估算而不是对他者的估算。理性的假设声称，行为者是“寻求在一系列连续的有排序的目标中将它们的价值最大化”（Snyder and Diesing, 1977, p.81），这种假设允许现实主义的分析家们对在信息相对稀缺的基础上所产生的国家的行为进行预测。决策者所面临形势结构的知识，为分析者提供了认识国家行动的线索，因为理性的利己主义的领导者将会对由环境决定的激励和限制因素通过各种方法作出反应，以尽可能增加他们国家的财富、安全和权力。我们不需要去研究领导人究竟在想什么，我们可以仅仅通过在办公室中进行“思想实验”，就可能获得必要的信息。就如摩根索在多年前所说的：

［要理解外交政策］我们需要把自己置于政治家的地位，设身处地地去考虑他们在特定环境下所遇到的某种外交难题，我们要问自己，政治家可能面临哪些可供选择的途径，……以及在这种既定环境下，政治家可能会选择哪一个理性的解决途径。只有将理性的假设与实际的事实及其后果放在一起做检验，才能赋予国际政治事实以意义，才会使一种政治理论成为可能（Morgenthau, 1948/1966, p.5）。

制度主义者关于行为者行为的模型并不是很明确的，因为他们对“自身利益”及其变化持有很复杂的观念。不幸的是，这种模棱两可导致了共同的信仰，因为他们相信合作的可能性，所以他们必须偷用关于行为动机的理想主义（空想）假设。批评者由此会指出，在一些强调制度在促进合作进步意义的论著中，存在理想主义式的假设或者模棱两可的东西，他们因此批驳这些理论实际上是建立在关于人民和国家的错误观念基础上的。

通过采用现实主义关于理性的利己主义的模型，我上面的论证预先提出了制度主义者的这个缺陷。在本章和下一章，我和现实主义者一样假设行为者是理性的、利己主义的。我想指出的是，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并不必然就会得出现实主义那种独有的关于合作的悲观主义论调。我试图显示现实主义关于世界政治的基本假设与制度化的安排协议是有联系的，这些制度化的协议包括规则和原则，它们促进着合作的进步。一旦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起我们的论证，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放宽关键的理性和利己主义的假设，考虑到有限理性、偏好变化以及移情对国家行为的影响，从而对我们的论证进行改造和修正。

一对一囚徒困境博弈与集体行动问题

对合作困难性的最好描述，不是通过完全冲突的博弈（其中纷争的出现是由于利益的结构所决定的）或者本质上合作性的博弈（其中只有戏剧性的坏运气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阻止着合作），而是通过托马斯·谢林所谓的“混合动机博弈”（mixed motive games）来描述的，这种博弈是由一组“互相依赖和冲突，以及伙伴和竞争关系”刻画的（Schelling, 1960/1980, p.89）。在这种博弈状态中，两个博弈者可以通过相互的合作获得收益，但是每一个博弈者都可能从欺骗行为也即背叛行为中获得比其对手更多的收益。[1]

一些混合动机的博弈已经被认定是与世界政治中的现象有关的（Snyder and Diesing, 1977; Snidal, 1981; Oye, 1983b; Stein, 1983）。特别有意义的是众所周知的囚徒困境博弈，因为这个博弈说明了在某种条件下，理性的个体发现它们自己是不能达到一个帕累托最优解决方案的，尽管在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利益汇聚。不是世界政治或者国际政治经济中的所有形势都可以采取囚徒困境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大部分是如此的，由囚徒困境所提出的问题对本书讨论的合作与纷争问题是关键性的（Taylor, 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