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寻找男子汉

也许不能不承认，这几年“寻找男子汉”的结果，多少有点让人尴尬。

上海人首先表现出一种无奈何，他们苦笑着对自己的男同胞进行了自嘲。1991年，上海电视台的《海派丈夫变奏曲》，可以视为上海人“寻找男子汉”的答案：“男子汉哪里有？大丈夫满街走。小李拎菜篮呀，老王买煤球；小张拿牛奶呀，老赵买酱油。妻子吼一吼呀，丈夫抖三抖！工资奖金全上交，残汤剩饭归己有；重活脏活一人干，任打任骂不还手。”这可真是令人哭笑不得。你们不是要寻找男子汉吗？对不起，没有！

幸亏，就在上海的男人们灰溜溜垂头丧气的时候，上海的女人们却对他们表示了支持。女作家王安忆公开坦言，对她的北方朋友大骂“提篮买菜讨价还价的小男人”不以为然。她指出，夫妻生活是很实在又很平凡的事情。“须男人到虎穴龙潭抢救女人的机会似乎很少，生活越来越被渺小的琐事充满。”所以“男人的责任如将只扮演成一个雄壮的男子汉，让负重的女人欣赏爱戴，那么，男人则是正式的堕落了”（《总是难忘》）。

王安忆的话是值得深思的，这其实也是我们将要讨论的一个问题：什么是真正的男子汉？真正男子汉的特征，绝不仅仅只是高大的身材，宽厚的肩膀，棱角分明的面容和浑厚深沉的嗓音，或者满不在乎、一掷千金的“派”。一个男人，如果仅有这些表面“阳刚”的东西，却把生活中不可承受的一切都交给女人去负担，那才真是银样镴枪头，中看不中用。

何况上海的女人也确实应该负一些责任。正如杨东平在《城市季风》中所指出，上海男人的形象其实有一多半是上海的女人设计和塑造的；而她们在进行这种设计和塑造时，有不少人又总是企图按照小家碧玉的审美理想，以月份牌和裁剪书上那种光洁温柔、甜嗲香喷的男人为模式，把她们的丈夫打扮成“漂亮的大男孩”。她们既然喜欢这样的“大男孩”，那么上海的男人就有理由去继续当他的“大男孩”。因为要嫁给这些“大男孩”的，毕竟是上海的“嗲妹妹”，而不是对此嗤之以鼻的北方“假小子”。

再说，上海的男人又是多么地善解人意和会做家务，多么地体贴温柔和乖巧听话啊！所有这些，北方的“大老粗”有吗？

如果说，上海的男人在“寻找男子汉”的过程中，表现了一种“自嘲”和“无奈”，那么，北京的男人们，便多少有点“做戏”和“造假”。

的确，自古燕赵多悲歌，华北大平原上从来就不乏勇士、壮士和烈士。然而，今天的“北京男子汉”中，也有不少其实是“冒牌货”。他们或者摹仿日本影星高仓健的不苟言笑“玩深沉”，或者摹仿王朔小说中的人物油嘴滑舌“耍无赖”，再不然就是像江湖上卖大力丸的那样“练把式”。概括起来，无非粗、痞、狂、俗、侃五个字。

粗，包括外形的粗犷和言行的粗鄙。具体地说，就是“一米八的个儿，满脸络腮胡，牙缝里夹着韭菜叶，胳肢窝火臭”，或者“剃着光头或板寸，一身狂气或匪气，一开口：‘操’！”为了这份“粗”，其中甚或有故意不洗澡或贴假胸毛的。

痞，主要指一种大大咧咧、吊儿郎当、满不在乎、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以及故意亵渎神圣、挑衅传统的生活态度。他们甚至对自己的活法和事业也进行调侃和贬损，比方说，“玩深沉”、“玩潇洒”、“玩电影”、“侃哲学”、“练一本辞典”等等。

狂，就是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什么出格的话都敢说，什么冒险的事都敢干。比方说，按照他们的逻辑，在某个豪华体面的场合故意不修边幅，不是“掉价”，而是“拔份儿”；又比方说，放肆地嘲笑和耍弄领导，在警察那里招惹是非，也不是“犯混”而是“像条汉子”。相反，胆小怕事的“松货”、不敢抗争的“软蛋”和优柔寡断的“面瓜”，都被视为没有“男人味”。

俗，主要是要扫除“假正经”的“酸气”，因此故意和“雅”作对。所以这个俗，不是市井小民的庸俗，而是江湖好汉的粗俗，是与大雅相对应的大俗，是一种“平民包装的贵族派头”。它不仅意味着可以骂粗话，更意味着用最通俗平常的词汇说出并不简单平庸的内容，既俗得可爱，又俗得高雅。当然，有此创造天分的不多，更多的只是跟着起哄，不过满嘴都是诸如“狂嘬”、“海聊”、“侃爷”、“傍家”之类的词儿，或者也跟着别人，在自己的圆领衫上印一行字：“我们是害虫。”

侃，包括“侃山”和“调侃”。老话说：“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一个不会侃的男人，在北京是不大被当作男子汉看待的。不会侃的“没嘴葫芦”有似于上海的“阿木林”。不过上海人精在心里，北京人油在嘴上；连他们的谈情说爱，也充满“侃味”。关于这些，杨东平的《城市季风》中多有描写，不妨参看。

把粗、痞、狂、俗、侃当作男子汉的一种标志，虽然未免多少有点“反文化”的味道，但其实有它的文化背景。前述江湖好汉或绿林英雄一类人物，便差不多都有粗、狂、俗等特征。比方说武松人高马大，史进一身花绣，李逵黑不溜秋，是粗；扬言“一对拳头专打天下硬汉”、“天王老子也不怕”、“便是当朝太尉来了也戳他几个透明的窟窿”，是狂；开口闭口“洒家”、“这厮”、“撮鸟”、“打甚么鸟紧”，是俗。不过他们一般不痞，也不侃。侃是北京的“地方特色”，痞则多少有些“时代特征”。

因此，这种设计便多少有了试图塑造“有中国特色”男子汉的意味。尽管设计者们未必自觉，也尽管这种设计未必成功，但较之一味崇拜高仓健、史泰龙、施瓦辛格和阿兰德龙等洋影星而言，却似乎更值得肯定一些。因为这毕竟是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借鉴和原型，以便塑造咱们中国自己的男子汉形象。

然而，这种设计却又是大成问题的。首先，所谓江湖好汉或绿林英雄是否果真就是“中国男子汉”的标准类型，便值得商榷。江湖文化毕竟是一种亚文化、俗文化，它既无法代表中国文化的正宗，也无法代表中国文化的主流，何况它自身也有许多不良倾向。以此为原型、为基点、为榜样，先就不妥。

其次，即便这些英雄好汉果真就是中国古代男子汉的标准形象，一味地摹仿也成不了什么大气候。如果自身缺乏足够的文化底蕴，那么，无论是学古英雄，还是学洋明星，学来学去，都只能学点皮毛。不是只学到了高仓健的不苟言笑，便是只学到了黑旋风的满嘴脏话，或者把阿兰德龙的潇洒幽默变成了耍贫嘴，把浪子燕青的机智灵活变成了耍滑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