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神秘你无法驾驭(第4/10页)

事实上,西川也是矛盾的。他一方面表示“不喜欢”早期的作品,另一方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又不无得意地说:“有人知道德令哈,是因为读了海子的‘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有人知道哈尔盖,是因为我写了《在哈尔盖仰望星空》。”这样看来,西川“不喜欢早期的作品”不过是谦虚之辞而已。

写西川,不能不提及海子和骆一禾。因为海子、骆一禾生前和西川亲如兄弟,被人们誉为诗坛“北大三剑客”。近20年来,西川默默地整理了亡友的大量作品,并为出版他们的著作奔波劳碌,呕心沥血。

曾有人认为西川后来赢得大名,很大程度上是依赖海子与骆一禾。事实并非如此。尽管骆一禾比西川年长,但他和西川的创作一直是并列的,西川甚至比骆一禾早一年参加“青春诗会”。而海子在世时,西川无论从发表作品的数量、获奖档次还是在诗坛上的影响,都遥遥领先。从西川的《体验》、《在哈尔盖仰望星空》等名作的创作和发表时间,也要早于海子的大多数代表作。而且,很少人意识到西川对海子的影响。

据西川在《序燎原〈海子评传〉》中介绍,海子的诗歌《秋天的祖国》有一句“秋雷隐隐,圣火燎烈”,燎原认为“燎烈”一词是海子创造的,并为海子寻找自创新词的理由:“海子绝不认为自己有必要去遵循什么语法规则,讲什么逻辑道理。”其实,这个“圣火燎烈”是海子从西川的诗歌《雨季》中借用的。即使是在后期,几个朋友之间仍然密切地关注对方的写作,海子的长诗《太阳·弑》中有一段《摘棉花谣》,就得自于西川,而这首诗的标题,则得自于骆一禾——海子的原作标题为《太阳·弑君》,在骆一禾的建议下把“君”字删去。由此,也可以看出“三剑客”相互扶持与帮助的伟大友情。

1989年3月26日,海子卧轨自杀,骆一禾和西川在巨大的悲痛中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处理善后事宜,为海子募捐,整理海子的作品……同年5月14日凌晨,骆一禾因劳碌过度,触发隐疾,在天安门广场突然昏迷,5月31日下午1点31分,在北京天坛医院因脑血管突发大面积出血而去世,年仅28岁。而在他昏迷前一天晚上,他刚刚写完纪念海子的文章《海子生涯》。

三个月内,西川连续失去两个挚友,“三剑客”仅余其一,这一打击之巨大可想而知。多年以后,西川谈起海子和骆一禾,仍充满感伤与怀念。他的工作,也从最初的整理和联系出版海子作品增加为整理和联系出版海子和骆一禾的作品,以及处理一系列与两个挚友身后相关的事情。现在我们看到了,西川没有辜负人们的厚望,他不仅全力促成了《海子的诗》、《海子诗全编》、《海子诗全集》、《骆一禾诗全编》等书的出版,也正是挚友的去世,让西川对生活与生命有了更深刻的洞察,他的诗歌不再单纯,而是走向了丰富与复杂。

遗憾的是,在今天,与海子受到的隆重待遇相比,骆一禾似乎正逐渐被遗忘,这一点从近20年来各出版社出版的诗集数量可以看出来——海子的各类诗集达到了一二十本,甚至出现了盗版以及粗制滥造的版本,而骆一禾的诗集,大概只有《世界的血》、《骆一禾诗全编》等三五本,其中有一本还是与海子的合集,即周俊和张维编选、南京出版社1991年7月出版的《海子、骆一禾作品集》。两人的实力差别有如此巨大吗?肯定不是,那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结果呢?值得人们深思。

顺便插一句,现在很多人误认为《海子、骆一禾作品集》是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错误。1992年我在四川读书,邮购到这本书时,很清晰地记得该书出版方为南京出版社,后来这本书被一个诗友借走,再无踪影,至今仍是我心头一大遗憾。

将南京出版社误为南京大学出版社的源头也许是来自于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海子的诗》,因为《海子的诗》封面上的“海子简介”中,赫然写着“《海子、骆一禾作品集》(1991年,南京大学出版社)”。

有意思的是,2004年9月27日出版的《旧书信息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指瑕》的文章,在指出洪子诚版《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些差错的同时,自己也犯了错误,将《海子、骆一禾作品集》写成是“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

海子去世后,西川接待了大量来访者,其中有好几个想写“海子传”。但经过接触,西川发现这些人有一个通病,那就是关心自己胜于关心海子,他们错把海子当成了他们自我幻觉的载体,因此西川对他们十分反感。在西川看来,这些所谓的“崇拜者”是在败坏诗歌的名声,正是这些人使诗人成为世人嘲笑的对象。

一天,一个山东青年找到西川,说要写“海子传”。西川一看他的名片上印着“我是宇宙的大门,我是天地间惟一的沟通者”两行字,就心存疑虑。这个海子崇拜者问西川练不练气功。西川说不练。“不练气功你怎么能理解海子?”那个山东人说。西川回敬了一句:“我对海子的理解至少比你多。”那个山东人很不高兴地说:“要不是看在海子的分上,我非揍你一顿!”西川哭笑不得,说,如果你看不到我头上在冒紫气,你就动手吧!“他被我说蒙了,忽然意识到他功力不够,因为他看不到我头上的紫气。于是他缓和下来,又回到气功与诗歌写作的话题。‘不练气功你就不可能参悟宇宙天地,’他说。‘那么看来爱因斯坦也是个气功修炼者,不知他练的是哪门功?’听我此言,他转身摔门而去。”(《疯子·骗子·傻子》)

“更有甚者,个别人甚至因为自己有了为海子作传的念头或打算,便觉得对我拥有了某种权力,这令我反感乃至厌恶。1997年4月,曾有一位长沙的小姐因欲作“海子传”而要求与我见面,但她又在信中事先警告我:‘你我不妨各自做好话不投机的准备,老实话总是不大好听。’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觉得对一个她从未见过的人有说这种话的资格,也不知道她有什么‘不大好听’的实话要对我说。我自知没有权力代海子选择其传记作者,但我有权力选择是否要与某位海子的准传记作者合作。我对只想为自己的冲动、狂想、开悟心得作传的人根本不感兴趣。”(《序燎原〈海子评传〉》)

于是,西川给这个长沙女人回信说:“我们不必见面。”

海子自杀一年后,西川认识了他的大学校友、后来同样自杀的诗人戈麦(褚福军)。当时戈麦刚刚大学毕业不到一年,在《中国文学》杂志做编辑,他的诗歌已经在朋友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戈麦敏感,有理想,也有些自卑,他想过一种理想中的生活,但现实冷酷,自己的理想根本不可能实现。在《生命的故事》中,西川叙述了戈麦的一个小片段:有一次,北京大学作家班的人请吃饭,戈麦坐在西川旁边,颇有些自卑地说:“在座的不是名人就是教授,只有我什么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