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第2/2页）

我无意在此提倡强制推广诗歌写作训练，然而，把知识阶层和所有其余的人区别开来的社会划分却是我所不能接受的。在道德关系中，这一划分近似于社会的贫富划分；但如果说为社会不平等的存在找到一些纯实体、纯物质的证据尚有可能的话，那么要为智力上的不平等找到这样的证据则是不可想象的。和其他方面的情况不同，这方面的平等我们天生就有。这里谈的不是教育，而是语言的教育，这方面最细微的不准确也能招致荒谬选择对人的生活的入侵。文学的存在预示着在文学的注视平面中的存在，不仅在道德意义上，同时也在词汇意义上。如果说，一部音乐作品还能给一个人在听众的被动角色和积极的演奏者之间进行选择的可能，那么文学——按蒙塔莱的说法，它是一种彻底的语义学艺术——却使这个人注定只能充任演奏者。

我以为，较之于其他任何角色，人应该更多地扮演演奏者的角色。而且我还以为，由于人口爆炸，由于与此相连的日益加剧的社会原子化，也就是说，由于日益加剧的个体的隔绝化，这样的角色愈来愈不可回避。关于生活，我不认为我比任何一位我的同龄人知道得更多，但我觉得，作为一个交谈者，一本书比一个朋友或一位恋人更加可靠。一部长篇小说或一首诗并非独白，而是作者与读者的交谈，是交谈，我重申一遍，是最真诚的、剔除任何杂念的交谈，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它是两个厌世者的交谈。在进行这样的交谈时，作者与读者是平等的，反过来也一样，这与他是不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并不相干。这一平等是意识的平等，它能以记忆的形式伴随一个人的终生，朦胧或清晰，早或晚，恰当或不恰当，它都决定着个体的行为。在谈到演奏者的角色时我指的正是这一点，更自然地说就是，一部长篇小说或一首诗就是作者和读者双边孤独的产物。

在我们物种的历史上，在“智人”的历史上，书籍是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发展，其重要性实际上类似车轮的发明。书籍的出现是为了让我们不仅知道我们的来源，而且也清楚 “智人”能做什么，书籍是一种以书页翻动的速度越过经验空间的手段。这一移动和任何一次移动一样，也会转变成一种逃遁，逃离公分母，逃离将这一分母上原先高不过腰的线条提升至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想象的这样一种企图。这一逃遁也就是向独特的面部表情、向分子、向个性、向独特性的逃遁。我们的数量已达五十亿，无论我们是按照谁的形象和类型被塑造出来的，除了艺术所勾勒出的未来，人类没有任何一种其他的未来。否则，等待我们的将是过去，首先就是政治的、警察方阵表演的过去。

无论如何，倘若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尤其是文学，成了社会上少数人的财产(特权)，那么我觉得，这一状况是不健康的，危险的。我并不号召用图书馆去取代国家，虽然我不止一次有过这种想法，但我仍不怀疑，如果我们依据统治者的阅读经验去选举我们的统治者，而不是依据他们的政治纲领去选举他们，这大地上也许会少一些痛苦。我觉得，对我们命运的那些潜在的统治者，应该先不去问他的外交政策方针是什么，而去问他对司汤达、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持什么态度。仅凭文学最必需的食粮是人的多样和人的丑陋这一点，文学对于任何以迅速解决各种人类生存问题为目标的企图(不论是为人熟知的还是尚未发明的)而言都是一针解毒剂。作为一个至少是精神上的保险体系，比起各式各样的信仰体系或哲学学说，它在任何地方都更为有效。

由于不可能有一部保护我们不受我们自己侵犯的法律，所以任何一部刑法法典都没有关于反文学罪的惩罚条例。在这些罪过中，最深重的不是对作者的迫害，不是书刊检查组织等等，不是焚书。还存在一种更为深重的罪过，这就是鄙视书，不读书。由于这一罪过，一个人将终生受到惩罚；如果这一罪过是由整个民族犯下，这一民族就要因此受到自己历史的惩罚。我在我目前居住的这个国家里生活，我也许是第一个准备相信这一相关性的人，即在这个国家，一个人的物质财富与他的文学无知程度相关；然而，使我不再深究这一点的，是我诞生并长大成人的那个国家的历史。因为，被简化为一种最低极限的因果关系、一种粗陋公式的俄国悲剧正是一场社会悲剧，文学在这一社会中成了少数人，即俄国著名知识分子的特权。

我不想展开这一话题，我不想因提及被成千上百万人毁坏的另外成千上百万人的生活而使这个晚会蒙上暗淡的色彩，因为，二十世纪上半叶在俄国发生的一切都发生在自动武器出现之前，被视为一种政治学说的胜利，这种政治学说的荒谬性早已表露无遗，因为它的实现需要人类的牺牲。我只想说——不是凭借经验在说，唉，只是从理论上讲——我认为，与一个没读过狄更斯的人相比，一个读过狄更斯的人更难因为任何一种思想学说而向自己的同类开枪。我谈的正是对狄更斯、司汤达、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楼拜、巴尔扎克、麦尔维尔等等的阅读，也就是对文学的阅读，而不是识字，不是教育。识字的人也好，受过教育的人也好，完全可能一边宣读这样或那样的政治文章，一边杀害自己的同类，甚至还能因此体验到一种信仰的喜悦。一些独裁者^{[7]也识字，甚至还写诗，可死于他们之手的牺牲者名单，其长度要远远超出他们的阅读书单。}

然而，在转入关于诗歌的话题前我还想补充一点，即俄国的经验可以被合理地视为一个警告，即便仅仅因为迄今为止的西方社会的一般构造与一九一七年前的俄国社会十分相近。(顺便说说，以此也正可以解释十九世纪俄国心理小说在西方的广泛传播和当代俄国散文的相对失败。出现在二十世纪俄国的社会关系，对读者来说大约比文学主人公的名字更异域，这妨碍了读者与那些文学主人公的亲近。)比如，单说政治党派，一九一七年十月转折前夕的俄国所存在的政党，无论如何也不比今天美国或大不列颠的政党少。换句话说，一个冷静的人也许能看出，就某种意义而言十九世纪目前正在西方继续着。在俄国它已结束；如果我要说它是以悲剧结束的，那么首要的依据就是人的牺牲数量，已降临的社会和历史转变将他们掳掠而去。在真正的悲剧中，死去的不是主人公，而是合唱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