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Old Prisoner /老囚（第2/4页）
“我把一点家底都翻出来了，总共只有一支派克金笔和一小瓶没启封的进口止疼片。才进到里头我有不少好东西，两身英国西装，一块瑞士手表，一双美国皮靴，一个结婚戒指，进口止疼片有好几瓶。那些东西保住了我的老命。实在饿得吃不消，我就拿件东西去跟干部换羊油。有油就不一样，比粮比肉都重要，你记着。我那个纯金戒指换了一个大羊头，我把它抹上盐，拿纸包起来，一天剁下一小块，熬一盆汤。不然今天哪里还有我这个人。那支派克金笔是我留着到顶难挨的时间派用场的。饥荒说来就来，一来就死一片。止疼片是我给自己留的，牙疼起来，我的头把土坯子墙都顶出个坑来。
“下午我见了王管教，小声跟他说我有事跟他私下讲。他一听就明白，让我吃过饭到他家去。我揣上东西——药瓶子我装在左边口袋，钢笔装右边。说不定运气好，王管教今晚好说话，能少拿出来一样，就省一样。走到离他家院子差十来步了，他七八岁的女儿背着他两岁的儿子跑出来，拦住我说：‘我爸说中队长在我家，你有话跟我讲就行了。’
“我呆掉了。这种话小孩子怎么能传递？再说还要来来回回地讨价还价。看我为难地直干笑，小丫头说：‘没事！我趴在我爸耳朵上跟他讲，谁都听不见！每次都是这样的！’
“我说：‘我下次再来吧。今晚不打搅你爸了。’话讲出口我才想到，没下次了，电影再演最后一晚上，就收场了。我还到哪里见我女儿去？我的徒刑变了几次，死刑改死缓，死缓改无期，说不定哪天又回到死刑去，说死就死了，都不晓得我女儿长得什么样子。我把小丫头叫回来，跟她一个字一个字把话交代清楚，又拿出那支金笔。小丫头盯着我手掌心的笔，一边颠着她背上的弟弟一边一个字一个字背我的话。她很精灵，一个字都没背错。
“小丫头就回去传话了。几分钟又跑回来，告诉我：‘我爸对着我耳朵说的！他说他批准你去看你女儿，他会跟大门岗的哨兵打招呼。我爸还说，你不能跟别人讲是他批准的。’我问她还有别的话没有，她想了想又说：‘他还说你在早晨五点之前要回来，不然他就不管了。’
“我没想到事情会这么顺利。我打算早上一过早点名就走，三十多公里踩着大雪，也要走一天。十点钟我就上路了。到了大门岗跟前，我正要走过去，岗楼上的哨兵一下就把枪对着我，叫我不准动。我说：‘我是三队的老贺！’哨兵喊：‘你动一动我就打死你！’我赶紧把两个手举到头上，又说：‘三队干部批准我出去的！我姓贺！’
“那哨兵说：‘滚回去！管你老贺老几的！’
“我心想王管教受了那么重的贿，不该诓我吧？我一再跟哨兵说我是‘三队老贺’，哨兵一再叫我‘滚回去’。王管教就真诓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那小丫头耍了我，自己要了那支笔，根本就是自作主张把我处理了。要是我真那样直冲冲走出去，现在已经挨了枪子了。
“我只好回去，想去找王管教，看岔子出在哪个关节上了。我还不敢确定王管教有那么坏的人品。怎么也找不到王管教。我不能等啊，一等就错过那最后一场电影了。急死了，急得连饿都不晓得了，人都要烧着了一样。”
弟弟晃荡到厨房门口，把自己在门框上靠稳，不动了。他想知道是什么让我和姥爷突然间这么合得来。姥爷却不吱声了，掏出香烟，点上。一看就是话还长的样子。他一口一口地吸烟，吸得两个凹荡的腮帮子越发凹荡。粗劣疏松的烟草沾了他一嘴，他不停地以舌头去寻摸烟草渣子。这唇舌运动使他本来就太松的假牙托子发出不可思议的响动：它从牙床上被掀起，又落回牙床，“呼啦咯、呗啦嗒”。弟弟终于受不了了，说：“哟姥爷，您怎么满嘴直跑木拖板儿啊？”
姥爷不理他，“木拖鞋”更是跑得起劲。弟弟做了个惊恐而恶心的表情，走了。姥爷的牙全落在劳改营了，假牙显然配得太马虎。
弟弟走后，我催姥爷往下讲。
“我想了两小时，午饭后我把罗桥找来。十六岁的一个男孩子，都说他脑筋不太当家。他十五岁把他妈给打死了，判了死刑，要等他满十八岁才能枪毙。他谁都不怕，常常说他十八岁前再杀多少人都得等他满十八岁才能跟他结账。我把那瓶进口止疼片给他，问他肯不肯帮我忙。他对着太阳光举着那个洋人造的茶色玻璃小瓶，把它晃过来晃过去数里面的药片。他知道一片止疼药能换一个馒头。那里头天天都有人犯牙痛，他只要拿一片药出来，那人就肯把晚饭的那个馍换给他。疼得命都不想要，罗桥要他什么他都肯给。我把事情跟罗桥前后一说，他答应下来。
“下午三点，西北风紧了。罗桥不知从哪里弄到一小碗青稞粒，把它炒了，跑到岗楼下去吃。哨兵在两层楼高的岗楼上冻得要哭了，看见罗桥吃热呼呼的炒青稞羡慕得骂娘，让罗桥请他吃两口。罗桥爬到岗楼上，跟哨兵又打又闹地抢吃青稞。那里头的人，管教也好，当兵的也好，都不防备罗桥。有的兵上厕所忘了带草纸都会叫罗桥去取纸。有些兵怕站夜岗冻死，也让罗桥顶过岗。罗桥也不想跑，要想跑他一百回也跑了。趁哨兵和罗桥耍闹，我不紧不慢走出了岗楼下的大门。走得慌头慌脑就是混得过哨兵，其他人也会怀疑。
“大门外是一大片开阔地，寸草不生，生了草都烧掉，这样有只老鼠跑过都逃不出哨兵的眼。那片地起码有一平方里，哨兵这时要对准我开枪他打起来才舒服，一点障碍都没有。”
我插嘴：“一里路就是跑也要好几分钟吧？”
“敢跑？一跑你就讲不清了。”姥爷说，“一跑肯定枪子先喊住你！”他长而狠地吸一口烟。姥爷吸烟总是很馋的样子。“眼看着就要走出那块地进向日葵田了。一进那里就好得多。砍下的葵花秆子给捆成一人多粗的垛子，一垛一垛竖在那里。要是哨兵不开口枪先开，那些葵花秆子能障碍一下枪子。还差一两百步，岗楼上出来一声：‘站住！’我装不知他在喊谁，还直往前走。哨兵又喊：‘你站不站住？！’我听见枪保险给打开了。我什么都听得见，连罗桥吸鼻涕都听得见。我站下来，转回头，还是不紧不慢，我说：‘你叫我？’哨兵说：‘你回来！’他枪口正对我眉心，我脑门子涨得慌。哨兵喊：‘想逃跑啊？！’我不搭腔，转身就往葵花田走。我都不晓得自己怎么有那么大胆子，一下子不会害怕了，什么都不怕了。我就去看一下我女儿，回头他们怎么惩治我都随他们。哨兵嗓子都喊碎了：‘我开枪啦！’枪还真开了，打得我脚边的雪直开花，蹿烟子。我还是那个步子，坦坦荡荡地走。打死就打死，我就不再受冻受饿了，也止住我牙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