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第4/5页）

我开始不想上班。早上醒来看着窗帘，闹铃一直在响，就是不想爬出被窝。我之前猜到上班的日子不是我所期望的，但没想到这么不能接受。上班路上要坐 20分钟公车，感觉上像是要坐 20个小时。我被周围的世界慢慢浸入，个人的领地一点一点消失。我没有足够的抵抗力。

我观察我自己，像观察一个陌生人。我经常想象一群人从天空俯瞰我，指指点点，就像我俯瞰天井里打球的同事，这样的想象让我难受得无以复加。

进入深秋，我的心随着瑟瑟发抖的身体一起，不断向内部瑟缩。我开始看很多书，不是作为对现实的补充，而是作为对现实的逃避。我中午一个人拿着书，去单位旁边的小花园，一边看书一边发呆，两成看书，八成发呆。也不知道想了什么，时间刷刷流过去。我失去了胃口，什么也不想吃。我不断想起《野棕榈》里面那个男人，想着他说过的闲暇与人类的话，想着他面对危机的平静，想着他逃避时的痛苦。树叶和泥土散逸着神秘的微光，不可捉摸却让人转不开目光。我的心在迟疑、权衡、探寻中凝视那微光，不得其解。我总觉得生活应该在什么地方隐藏着某种闪光的东西，一闪而逝却无比珍稀，我总以为自己看见了，转头去追，可是定睛一看却什么都没有，人的缝隙里空空如也。这时候我就会陷入一阵恐慌的空茫，胃会疼起来，疼得发抖。

从某一天起，我开始写书。起初只是把只言片语记下来，后来尝试写一些段落，将前后颠倒的思绪整理出顺序。可是不得其所。语言缺少文采力度，有时候怎么都梳理不出逻辑，有时候自己以为写得很好了，倒头睡去，睡醒了再读，却发现完全不忍卒读。只好又把书稿扔回抽屉。那是最难过的时刻。

跨过那年冬天，几乎没有新年的感觉。春天来了，我还是觉得很冷。

那段时间，妈妈瘦了一些。我想她是过于为我操心，有点内疚。妈妈却说是高血压，有糖尿病倾向，大夫要求控制饮食结构才瘦下来。她说不碍事，仿佛怕给我增添负担。她还是在私人会所做饭，这一年市场红火，老板们很喜欢聚会，一周至少一次大聚，妈妈因此忙碌而收获不菲。她说不清这是好还是不好。她开始跳扇子舞，买了两把带巨大花边的粉扇子，早上定时去小公园。周末和一起跳扇子舞的邻居去逛集市。她的状态和我的状态相隔鸿沟，融入与疏离的鸿沟。

妈妈担心我的状态，但是又不敢多问。我也不愿意面对妈妈的忧虑，那像是一面镜子，照出我自己多么低沉。我有大把时间，不想见人，也不想做事。

周末我会在大院里走一走，看看小时候玩的操场，看看我的幼儿园，看看大院里老头们下象棋。大院基本上维持着我离去时的模样，甚至维持着我儿时的模样。大院看上去好小，树看上去也好矮，不知道小时候我是怎么把它们当作冒险的乐园。大院里都是六层红砖楼，工厂宿舍，一排一排。都是八十年代建筑，即使外表重新刷了漆，也还是能看出时间留下的磕磕碰碰，显得苍老。这些楼全长得一模一样，显示出当时建楼时独特的工厂式审美。若是外人来一定会迷路，每一个楼洞口都是前一个的重复。在大院里逛，有时候会碰到以前认识的叔叔阿姨，从白头发和松弛的皮肤上看出伤感的变化。他们会惊讶地停下来和我打招呼，我尽量说得简短，以便不必被问到关键问题：结婚了吗，有对象了吗。每次遇到这些问题，我都无法抑制自己的绝望。

回家之后，我和微月重新走得很近，将大学四年的距离抹平。

零七年一月，微月确认了怀孕。这事对我震动极大。去微月家之前，我心里不安，担心自己精神状态太差，会给她带来不良影响。

我说不清心里是什么样的感觉。我和微月的二十三岁生日都还没过，她就要做母亲了。我明显没有进入那个状态，每天还在纠结一些何去何从的问题。听说人在无所事事的年纪都想过这些事，后来有了正经事，渐渐就都忘却了。我显然没有到那个阶段，也不愿意到那个阶段。

微月一点都没有怀孕的富态，反而略微变瘦了，显得有点憔悴，头发松松地挽着，显得脆弱。她说她吐得很厉害，什么都吃不下，已经瘦了五六斤，不过最近好了一些。我不知道能怎样安慰，只是问她每天吃什么喝什么，然后像妈妈唠叨我一样唠叨微月，要吃好一点，多吃点营养。其实我完全不懂孕妇应该怎样吃营养。

我问微月结婚是什么感觉，她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两个人住在一起。我问她你们的钱都放在一起吗，她说也没有，太麻烦了，就是各花各的。我问她那你们在一起玩什么，她说她先生工作忙，也很难有时间一起玩。我又问那结了婚能做什么，她笑了，说看电影时总能一起吐槽，我说我和大学室友也可以。最后我问她做母亲有什么不一样，这一次她显得相当郑重，带着一点难得的忧伤说，就是有那种想要保护一个人的感觉了。

微月给我传递了不少老同学的信息。我很久没和任何人联系，消息都靠微月给我更新。好几个女同学进了银行，另有两个考了公务员。男生有的在保险公司做销售，有的卖手机，有的去新东方教英语。结婚的有一两个，预计很快要结婚的还有三四个。新年有一次聚会，微月说，看上去男生变化更大，有的已经凸显了肚子，发际线也开始退了，以前看着很帅的现在早就不帅了。

“微月，”我鼓起勇气直接问她，“你就想要这样一辈子了吗？”

“哪样？”

“就这样……结婚生小孩，在家门口上班。”

“有什么不好吗？”

“没有不好，”我说，“只是，你原来想去很远很远、很远的地儿。”

“你不是也没有去吗？”她问我。

“问题是我是在纠结啊。”我说，“我还是忘不了原先想找的那种……自由。”

我以为她会对我说少年时的梦想不算数、长大了人应该成熟一些之类的话，我没想到的是，她想了一会儿，说：“云云啊，你想过该去哪儿找自由吗？”

零七年春节，吴峰从美国回来，召集了几个中学同学，晚上出来吃饭。

那顿饭吃得很尴尬。徐行和另一个已经工作的同学见面就有共鸣，一直说工作上的事。吴峰说起美国的单纯生活，上上课，做助教，给学生判作业，其余的时间就去操场上打篮球。徐行不由自主笑了。在他眼中，这样的生活实在没有什么大不了，和他觥筹交错的成人世界比起来，实在是太小儿科了。他不断运用这一点身份差别。他问我们，也问吴峰，知不知道什么是股权置换，还跟我们说，未来挣工资什么的没前途，创造财富还是得资本运作，资本市场是一天身家翻几番，不是挣工资能比的。我问资本怎么运作的，他说了些东西，但说得模模糊糊，说来说去也没说明白。吴峰说起美国，说中国的金融市场和美国比还差得很远，至少差一代，说不准差两代，这就好比马车和汽车的差别，又像 386电脑和奔腾的差别。但是问他什么叫差一代，又问他中国金融比美国金融少了什么，他却也不知道。徐行说近年中国市场发展很快，谁占了先机谁就成功。吴峰和徐行就这样空对空地争论起来，争得有些混乱，不仅证据不足，连两个人各自的论点也不清楚。我不知道他们是从哪些渠道听来这些观点，又混杂了什么个人情绪。仿佛出去的人为了证明出去是对的，留下的人为了证明留下是对的，都期盼自己选择的一边超过另一边。留下的人预测国家的上升，出去的人反过来。国家成为证明个人正确性的谈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