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六个瞬间之五：革命的本能与“无聊”（第2/3页）
如果将第七章与第五章做个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叙述转换上的某些类似性：在第五章，由于生存危机，叙述中渗透了辛酸，叙述角度发生了从客观叙述向主观叙述的过渡；在第七章，由于革命的发生，阿Q的直觉再次破茧而出，他决意要成为革命党了，叙述的视角也从旁知转向了主观的“思想”。正是通过这个叙述，鲁迅暗示了革命的自我否定：阿Q的革命是基于本能的革命，一旦他有了“思想”，本能也就转化为意识，后者只能是对未庄秩序的回归。革命的失败产生于本能的短暂性，以及本能发生转化的必然性。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重新探讨第八章“不准革命”这一章的含义。这一章是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分析的重点：辛亥革命没有成功，虽然有了剪辫子的风潮，“未庄也不能说是无改革”，比如“将辫子盘在顶上的逐渐增加起来”，但“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革命党来了”也只是“来了”来了。[8]阿Q所知道的革命党只有两个，一个是先前进城他亲眼看见被杀掉了的，另一个就是“假洋鬼子”。假洋鬼子所用的语言也包括着《新青年》所倡导的洋文，这也多少说明即便是所谓的“新”也可能就是“旧”的复活而已。我认为阿Q生命中的第五个重要瞬间就发生在假洋鬼子扬起哭丧棒、不准他革命之后的那一刻：
阿Q将手向头上一遮，不自觉的逃出门外；洋先生倒也没有追。他快跑了六十多步，这才慢慢的走，于是心里便涌起了忧愁：洋先生不准他革命，他再没有别的路；从此决不能望有白盔白甲的人来叫他，他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全被一笔勾销了，至于闲人们传扬开去，给小D王胡等辈笑话，倒是还在其次的事。[9]
但这里的故事只是一个契机，“心里涌起的忧愁”，以及“再没有别的路”的沮丧与失落，为此后的“无聊”铺平了道路。“无聊”才是我说的第五个瞬间。鲁迅这么写道：
他似乎从来没有经验过这样的无聊。他对于自己的盘辫子，仿佛也觉得无意味，要侮蔑；为报仇起见，很想立刻放下辫子来，但也没有竟放。他游到夜间，赊了两碗酒，喝下肚去，渐渐的高兴起来了，思想里才又出现白盔白甲的碎片。
阿Q感到了“无聊”——盘辫子是无意义的，就如同放下辫子来也是无意义的一样。这里对于“意义”的否定是在由“不准革命”而引起的“忧愁”之后——“忧愁”是因为“再没有别的路”，他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全部因此而消失；但“无聊”却超出了个人经验的层面，而变成了对于整个事件——对于革命以及由革命而引起的一切变化——的怀疑。这是很快就被阿Q自我否定了的“从来没有经验过的”“无聊”，却让我们触到了鲁迅本人最为深刻的感觉。这何止是对辛亥革命的失望。这是十分复杂的感觉。与这样的复杂感觉相互匹配的，是鲁迅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修辞方式，如将是否盘辫子这样的行动与侮蔑、报仇这样的词汇配置在一起。
我们都读过《〈呐喊〉自序》。在这篇文章中，有两个词十分关键，一个是“寂寞”，而另一个就是“无聊”。鲁迅说“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却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10]没有“寂寞”也便没有《呐喊》，足见“寂寞”是何等重要；但这“寂寞”的根源又是什么呢？这就是“无聊”。鲁迅将他在日本时期弃医从文的动因归结为救助人的精神比救治人的身体更为重要，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11]这就是创办《新生》杂志的动因。但随着出版日期的临近，“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已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着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鲁迅接着谈到了“无聊”：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12]
“无聊”不是对失败的直接承认，而是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情、所经历的事情的意义的彻底怀疑。那个能够产生《呐喊》的“寂寞”就是以“无聊”为前提或底色的。“无聊”是对意义的取消和否定，寂寞中的呐喊是绝望的反抗的一种表达。寂寞是创造的动力，而无聊是寂寞的根源，无聊的否定性因此蕴含着某种创造性的潜能。
在阿Q这里，“无聊”只是在瞬间发生，它的潜能很快就被他的“思想”葬送了。在第八章的末尾，“阿Q越想越气，终于禁不住满心痛恨起来，毒毒的点一点头：‘不准我造反，只准你造反？妈妈的假洋鬼子，——好，你造反！造反是杀头的罪名呵，我总要告一状，看你抓进县里去杀头，——满门抄斩，——嚓！嚓！”[13]阿Q重新回到了他的“思想”之中，也就是回到了未庄的秩序之中，而没有让“无聊感”持续下去，直至渗入他的行动。也许我们可以从这里去理解他的“无聊”：“无聊”是将他与未庄秩序（无论是盘辫子的秩序，还是放辫子的秩序）清晰区分开来的本能，但转瞬之间，这种“无聊感”就被彻底地抛弃了——或者说，克服了——阿Q的“思想”复活了。阿Q的死印证了他的“思想”——造反是杀头的罪名。阿Q死于他曾“神往”的革命，同时也死于他自己对于造反的价值判断，死于他未能将他的“无聊感”持续下去。
阿Q死于革命之后的秩序也许是偶然的。像黎元洪那样的前清大员可以被革命者们硬生生地拖出来担任“革命领袖”，阿Q碰巧当上“把总”也不是不可能的。阴差阳错地卷入“造反”，说不定能得一个“某某革命”或“某某某革命”的大奖，面对欢呼的、各色文字的媒体喊上一声以显“好汉”的本色，但也可能为那些得奖的、得钱的、得名的、升官的“好汉”们做铺垫，成为阿Q似的、永远不能进入正史谱系的、不知所终的死鬼。“好汉”们与阿Q之间有什么质的区别吗？没有的。他们之间的区别其实只是各式“正史”的阴谋而已——它将该掩藏的掩藏，该突出的突出，历史于是如此这般。一些人“偶然地”进入了“正史”叙述的中心，而另一些人在“好汉歌”的鼓动之下，信以为真地奔赴空洞的“历史中心”，却在途中遁为“无迹”。“好汉”与阿Q的不同命运不过是“革命”时代重复出现的故事。因此，鲁迅看重的并非阿Q终于要“投降”革命党这一事件，而是为什么只要有革命，就会有阿Q这样的革命党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