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村庄 十一 爱情与金钱（第4/4页）

小伙子们轮流跑进房里去“偷”嫁妆，而新娘的亲朋好友则作势要赶他们走。过了一个多小时，所有的东西才搬到了院子里，或装进篮子，或捆扎结实，固定在竹竿上。新郎官被迫戴上了一顶纸做的高帽，脸上被画了眼镜和胡子，脖子上挂了个夜壶。他就这样走在最前面，领着人马出了村子。当初“文革”的时候那些受迫害的人就是这样游街的，只不过他满脸带着笑。

在新娘家的婚礼午宴有一定的规矩。一共有十二道菜，上菜式中间要放鞭炮。宴席包括每桌有一条全鱼，一只旁边围着十二个白煮蛋的鸡，还有甜甜的糯米圆子——圆形象征圆满和美。菜是一道一道上的，还没等吃完就撤掉，表示这对新人将过得很富裕。

下午，新娘出发前往新郎的村庄。敏和姐姐给她当伴娘，但许多婚礼客人跟上来，阻止新娘被带走。人群只能走几步就停在路上，大家逼着敏和桂敏唱歌。就这样，人群慢慢前进，停下，要求更多的惩罚。村里的大多数人都跑出来，参加逗弄敏和桂敏的游戏。

唱大声点！

一首歌不够！

这都是游戏，却感觉很严肃。两个壮汉还有几个中年妇女带头发起攻击。敏和桂敏有点慌了神；她们用孩子式颤抖的嗓音唱着歌，眼睛盯着地面。突然间，我感觉自己像个外人——孤单地，隔着一定的距离，望着这熟悉的场景：中国人，被困在自己的群体之中。甚至连集体相亲这样看似无辜的小事似乎也指向这个民族特性中的缺陷，没有能力挣脱出去，采取个人的行动。我意识到，“文化大革命”就根植在中国乡村的机体中，各种仪式都是为了保障这个群体的安全。孤单一人是危险的；在群体中，你会获得信心和力量。当村民们对敏和桂敏大喊大叫，要她们大声唱，或是咒骂她们的表演时，最极端的声音总是能够占上风。两个女孩站在人群的中间，头低垂着，等待这一切的过去。

最后，我们看到新郎的同党出现在路前方。小伙子们一个接一个走上前来，谈判释放新娘的条件，敬烟，即兴表演，尽管村民们继续着恐吓和侮辱。最后，新郎官冲进人群，抱起新娘，送进了等在一旁特地租来的黑轿车里。

在新郎家，大家坐下来享用又一场宴席，尽管还没来得及消化前面那一顿。我一直等待着某种仪式，或者正式宣布两人结合，但始终没有。在这些仪式中，婚姻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两个家庭之间互换财产，两个村庄之间的对抗和竞争。但所有这些传统都没有突出新郎和新娘之间的协约；两个人的结合看起来几乎无足轻重。斟上酒之后，桂敏转向叔叔和他的新婚太太，说了句传统的祝酒词：“早生贵子。”

我余下待的时间过得很快。敏全家爬上山，去给祖先上坟。她去参观一位叔叔靠外出打工当建筑工人挣钱盖的一幢三层瓦房；那幢房子将会空置，直到明年他回来才能有钱装修。另一天，她去拜访一个在城里卖衣服的阿姨，谈谈看有没有可能合伙开店。一天晚上，另一个叔叔带来一个男孩，想介绍给敏的姐姐。整个晚上桂敏一个字都没跟那男的说，直到他上床去睡觉后，她才宣判了人家死刑：“他脑子转得不够快。”男孩早餐没吃就走了。

最后一天早晨，敏送我去公交车站——她要再过一个星期才回东莞。她穿着一件西瓜红的系带外套，黑色七分牛仔裤，还有高跟靴。胡涛，那个两年前她带到城里去的前男友，又跟她恢复了联系。他想复合，那天还想介绍敏认识他的母亲。

“如果我找不到别人，几年后我总可以跟他结婚，”敏说。另外一个老乡男孩，在城里开店，也想有机会跟敏交往。敏似乎不太担心嫁人的前景。家里的四姐妹应该按顺序出嫁，就像简·奥斯丁的小说里那样。只要桂敏还是单身，就不会有人给敏施压。

在车站，我买了票，坐上了开往武汉的大巴。我从车窗里向外挥手；敏笑了，也朝我挥手。天开始下雨，她冲到附近的小店里去躲避。我的车开走时，我看到敏正专心地往手机里输短信。她在琢磨下一步应该怎么走，跟往常一样，她总是胸有成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