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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陪审团程序结束后半个小时，忍在海伦的陪伴下坐在了检察官莫利亚迪的办公室里。这是一间朝北的小房间，尽管开着暖气，冷风仍然从破旧的窗口漏进来。

“你说你没有杀死被害人？”莫利亚迪皱着眉毛，“那你为什么自首？”

“因为我妻子不相信我，无论如何要求我自首。我一时觉得气愤，就来了。”忍沉着地说。

莫利亚迪笑起来：“李忍先生，你给我们出了很大一个难题。说说吧，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只能说我确实没有杀人。”

莫利亚迪脸色沉下来，说：“李忍先生，大陪审团已经同意起诉，我不可能因为你一句话就放弃起诉。”

“你知道这个案子警方没有多少证据，陪审团很有可能不定罪。”

莫利亚迪脸色越发阴沉，但过了一会儿，突然笑着说：“我从事检察官职业已经有二十几年了，比这个证据少得多的案子都打赢过。这样吧，我给你一个机会，让你以过失杀人认罪，我向法官推荐八年刑期。”

李忍摇摇头。

海伦插嘴说：“莫利亚迪先生，让我和当事人说几句好吗？”

莫利亚迪点点头，做了个请便的手势。

海伦站起来，走出莫利亚迪的办公室，忍也跟着出来。

“李忍先生，你说你心里有数。我暂时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以自己的经验告诉你，莫利亚迪是马里兰州诸多检察官中，我最尊敬的一个。他确实打赢过看起来很棘手的案子。不管事实真相如何，你毕竟已经自首，到时候他们会把这个作为证据呈现给陪审团，陪审团肯定会作出极为不利于你的推测。作为你的律师，我给你的建议是，或者把事实真相告诉莫利亚迪，或者接受过失杀人罪名。”

李忍坚定地说：“我没有杀人，不可能承认不存在的罪名。我现在也不能把发生了什么告诉他，因为我要做无罪辩护。”

“你的意思是，你确实是有罪的，只是出于辩护策略的需要，不适合告诉检察官？”

“我只能说，我要做无罪辩护。如果你觉得在这个案子上不能够胜任协助我，我会找别的律师。”

海伦诚恳地说：“你能请得起更好的律师吗？我是公共辩护人，并不会像私人律师一样急于把每一个案子留在自己手里。如果你能请得起更富于经验的律师，我会建议你这么做。因为如果你坚持要做无罪辩护，我对自己没有十足把握。”

忍沉默了一会儿，最后说：“我没有钱请律师。不用担心，我会和你一起工作的。”

“那么，”海伦踌躇着说，“我是否应该做好心理准备，也就是你不会告诉我案件的真相？我是说，我通常假定我的当事人都不会对我说实话，我也宁可不要知道真相，否则我的职业道德准则不允许我在法庭上撒谎，只能在情势要求我必须说实话的时候请求法庭允许我辞任你的辩护人。”

忍淡淡笑了一下，说：“我会和你一起准备辩护材料的，不用你说谎。”

说完，他就重新走进莫利亚迪的办公室。

“想清楚了吗？”莫利亚迪等忍和海伦坐下好久，才从桌面上堆积如山的案卷中抬起头来，用倦怠而冷淡的口吻问道。

海伦说：“我的当事人坚持他是无罪的。莫利亚迪先生，我请求您撤销对他的控诉，因为证据不足。”

莫利亚迪慢吞吞地说：“证据是否足够充分起诉，大陪审团已经做出了判断。既然你们不接受我的好意，那就只能法庭上见了。”

说完，莫利亚迪拿起话筒，说了几句。过了一两分钟，站在走廊上的两个狱警走进办公室，给忍戴上手铐，把他押回拘留所。

二○○四年一月四日，新年假期一过，忍就被转到马里兰州立监狱，正式开始等待下一步的刑事诉讼程序。这一天，也是他的儿子李柯出生一百天的日子。忍只匆匆见过儿子一面，这是个非常漂亮好动的男孩，继承了父亲的浓眉毛和高鼻子，以及母亲黑亮的大眼睛。

在喧嚣散去之后，忍开始了漫长的刑事辩护准备工作。他去年这个时候所做的无数刑事诉讼法的准备都用上了。海伦一次次以辩方未准备好为由要求延后开庭，这一方面是忍的要求，另一方面，作为公共辩护人，她确实也没有太多的时间消耗在这个案子上。

此外，毛米和母亲被要求离开美国。毛米起初不相信，求飘飘和陈也找律师帮她。飘飘反复向她解释移民法，说明忍一旦被捕，就失去身份，不能再带亲属留在美国。毛米受不了现实的冲击，大病了一场。此后毛米的爸爸请假来美国，和毛米妈妈一起把精神恍惚的女儿带回南京。

二○○四年中国农历春节，毛米的父母在毛米不断地哀求下，带着毛米和四个月大的李柯，来美国探望忍。这是忍最后一次见到日夜思念的儿子。

在那以后，毛米和李柯再也没有来过美国。即使是三年后的离婚协议书，也是忍在邮件上签字寄回的。

二○○五年五月四日，经过一系列的拖延程序，忍的案子最终开庭。程飘飘、陈也以及凡都赶到庭审现场来支持忍。

陪审团由十二个美国公民组成。其中有八名非洲裔，一名拉丁裔以及三名白人。没有一个亚裔。

忍对这个结果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巴尔的摩原本亚裔就很少，其中大多数还是学生，不具备当陪审员的资格。当时接到通知候选陪审团成员的六十个人中，有两个华裔，却全都以各种理由请求法官允许他们不参与陪审团候选。

他对辩护并没有多少把握，但他必须为自己辩护。不仅因为他没有杀死乌玛，也不仅因为他要促使警方重新调查，逮捕尹曼。他必须为自己辩护，因为和他当初所坚信的一样，他要重回研究院，进行他所热爱的研究。

控辩双方都没有太多的直接证据。检方最有力的证据是李忍特地从西雅图飞往巴尔的摩自首、指示妻子毛米做不在场证明，以及尹曼提供的一年前李忍写给被害人乌玛的一封威胁要杀死她的邮件。那封邮件成为证明李忍杀人动机的最有力证据。乌玛一度对李忍的躲避和恐惧也由住在华盛顿的乌玛前好友英格曼证实。尹曼、英格曼等被传做证人。一位警方计算机专家作证从电脑硬盘中完全销毁邮件证据只有专业人士能够做到。然而，检方的最有利之处在于，经验丰富的莫利亚迪检察官把有限的证据串起来，就这起谋杀案向陪审团叙述了一个前后一致连贯、又凄惨动人的故事。

在莫利亚迪的口中，乌玛是一位遭受生活的不幸、在异国他乡苦苦挣扎，却坚持着数学研究的让人尊敬的女性。她遭受前夫的遗弃，失去了生儿育女的机会，却从未伤害任何人。就是这样一个高尚、善良而不幸的女性，最后却惨死在忍的两刀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