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2/3页）

“你什么也不想要？只是来帮忙？”

“是的。”

“好，你被录用了。我从事的是一个小规模的行动。我去购买救济食品、衣物和毯子等等，在现场采购，主要是在奥地利。我驾驶卡车把它们运往萨格勒布，加满油，然后继续前往波黑。我们的总部设在特拉夫尼克。那里有成千上万的难民。”

“这正适合我，”里基说，“我会支付自己的费用。”

斯莱德把尚未喝完的白兰地往前一推。

“我们走吧，小伙子。”他说。

他开的是一辆德国制造的哈诺玛格十吨卡车。在抵达国境之前，里基熟悉了驾驭它的窍门。开到特拉夫尼克花了十个小时，期间他们轮流驾驶。当他们到达位于城镇郊外“面包和鱼”租的院子时，已经是半夜时分了。斯莱德扔给他几条毯子。

“在驾驶室里过夜，”他说，“明天早上我们给你安排一间宿舍。”

“面包和鱼”的救援行动确实是小规模的。还有第二辆卡车，由一个说话不多的瑞典人驾驶，现在正要出发去北方接运更多的供应品；有一个小小的合用的院子，周围围着一道铁栅栏以防小偷；一个由移动式工作间改装的狭小的办公室；一间被称为仓库的棚屋，里面堆放着已经卸下、尚未分发出去的救济食品；还有三名当地招聘的波斯尼亚工作人员。再加上两辆新的黑色丰田越野吉普车，用于配送少量救济品。斯莱德把里基介绍给了其他同事。下午时，里基被安排住进了城里的一位波斯尼亚寡妇家里。为解决来回的交通问题，他买了一辆破旧的自行车，用的是他藏在腰带里的钱。约翰・斯莱德注意到了这条皮带。

“是否介意告诉我，你腰带里藏了多少钱？”他问道。

“我带了一千美元，”里基信任地说，“以备应急时使用。”

“嗯。但千万不要在别人面前张扬，要不然你真的会遇上紧急情况。这里的人得到这些钱能用上一辈子呢。”

里基答应会多加小心。他很快发现，波黑不存在邮政系统，因为波黑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原南斯拉夫的邮政系统已经瘫痪了。约翰・斯莱德告诉他，驾车去克罗地亚和奥地利的司机会为大家寄发信件和明信片。里基在维也纳机场买了一大叠明信片扔在帆布包里。他拿出一张写了个快信。那位瑞典司机把明信片带到北方去寄发。一星期后，科伦索夫人在美国收到了它。

特拉夫尼克曾经是一座繁荣的集镇，居民有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波黑穆斯林。不同种族的存在可以从不同的教堂看出来。镇子里有一座克族人的天主教堂，克族人已经离开了；一座塞族人的东正教堂，塞族人也已经走了；以及十几座穆斯林清真寺。穆斯林占人口大多数，他们现在仍被称为波斯尼亚人。随着内战的到来，多年来友好相处的三个种族分裂了。各地发生了一起又一起的大屠杀，所有种族间的信任全都消失得无踪无影。

塞族人离开了，退到了俯视特拉夫尼克的弗拉西奇岭的北部，越过拉斯瓦河谷，进入到河谷对岸的班亚-卢克。

克族人也被迫出走，他们大多数去了南方十英里远的维特茨。这样，形成了三个独立的种族堡垒。每个地盘都有各自的难民蜂拥而入。

全世界的媒体把塞尔维亚人说成是这些大屠杀的刽子手，尽管人们也看到过一些孤立的塞族村庄同样遭到了屠杀和洗劫。归罪塞族人的理由是，在原南斯拉夫，塞族人拥有对军队的控制权；当国家分裂时，他们夺取了百分之九十的重武器，这使得他们有了绝对的武力优势。

同样，克罗地亚人在屠杀他们地盘里的少数非克族人时，并不显得心慈手软，而且克罗地亚得到了德国总理的不负责任的提前承认，从而使得他们能在国际市场上购买武器。

波斯尼亚人基本上没有武器，并在欧洲政治家们的忠告下维持着这种状态。结果，他们遭受了最多的迫害。

一九九五年暮春，美国人对隔岸观火感到厌烦和恼火了，决定使用武力教训塞族人，并迫使各派坐到俄亥俄州代顿的谈判桌边。《代顿协定》将在那年的十月得到执行。里基・科伦索将看不到那一天。

里基抵达特拉夫尼克时，从山对面塞族人阵地上发起的炮击已经基本上停止了。大多数建筑物的墙上贴着木板，如果遭到枪击，木板会被击成碎片，但房屋得以保全。许多窗户上的玻璃已经不见了，遮着塑料布。那些色彩绚丽的清真寺倒没有遭到直接打击。城里两座最大的建筑物——中学的体育馆和曾经很著名的音乐学院——挤满了难民。

由于无法去附近的乡间，从而无法去种庄稼，三倍于原人口的难民依赖于援助机构才能幸存下来。那就是“面包和鱼”和其他十几个小型的非政府机构发挥作用的地方。

两辆吉普车的任务排得很紧，满载着五百磅的救济品，还要长途跋涉去周边村庄，那里比特拉夫尼克市中心更需要救援。里基同意驾驶吉普车把救济粮食运往南方的山区。

从一开始他在乔治城家里的电视荧屏上看到人类受苦受难，到他来到这里，已经有四个月了。现在他很高兴，他正在做着他想做的事情。当他把一袋袋小麦、玉米、奶粉和汤料运进一个已经断粮一个星期的孤立村庄时，那些古铜色脸庞的农民和睁着大眼睛的孩子们，深深地打动了他。

他相信，他这是在以某种方式回报仁慈的上帝让他生为一个美国人的恩情。

他不会说南斯拉夫的通用语言——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也不懂波斯尼亚的方言。他对当地的地理一点也不了解，搞不清楚哪些山路通向何方，以及哪里安全、哪里有危险。

约翰・斯莱德让一个波斯尼亚当地的工作人员法蒂尔・苏勒耶曼与他搭档。那是一个年轻人，在学校里学过英语，可以当他的向导和翻译。

整个四月份和五月的上半月，里基每星期寄一封信或一张明信片给他的双亲。借着同事去北方装运救济品的机会，这些贴着克罗地亚或奥地利邮票的信件，虽多少有些延误，但都抵达了华盛顿郊外的乔治城。

五月的第二个星期，里基发现自己单独一人在负责整个中转站。那个瑞典人拉森，在驾车行驶在国境以北至萨格勒布的一条孤独的山路上时，汽车发动机出了故障。约翰・斯莱德驾着一辆越野吉普车去解救他，还要把那辆卡车拖到修理厂去。

此时，法蒂尔・苏勒耶曼请里基帮一个忙。

与特拉夫尼克地区成千上万的其他人一样，当战火蔓延过来时，法蒂尔也被迫逃离了家园。他解释说，他家是在弗拉西奇岭一条峡谷边的一个小农场。他非常想知道那里现在成了什么模样，是被烧毁了还是幸免于难？战争开始时，他父亲把家里的值钱东西埋在了一个谷仓的地下。它们仍在那里吗？总之，三年来他能不能第一次去探访一下他父母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