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

到了三十年代,塞纳河左岸的风景改变了,所谓“迷惘的一代”——其实这一代人真的不应该用这个名字来形容——已经长大成熟并且功成名就。我的许多朋友都返回了美国,我很想念他们,也很怀念过去发现某一家小型文学评论或小出版社的那种乐趣。二十年代是一个让人愉悦的年代,因为那时刚从一次世界大战中走出来,而三十年代则要进入到另一次世界大战中去,并且面临着世界经济的大萧条。但是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有几位好朋友还是留在拉丁区里,海明威在圣苏普勒教堂(Saint Sulprice)附近租了一套公寓,而麦克莱许夫妇计划在卢森堡公园附近定居下来,我们不得不和庞德告别,因为他更喜欢意大利的拉普罗(Rapallo),但是我们还有乔伊斯,尤金和玛丽亚·约拉斯,杂志《变迁》,还有克里斯街上住着的格特鲁德·斯坦因和艾丽斯B.托克拉斯。海明威的公寓位于圣母院广场街(Notre Dame des Champs)的一家锯木场的楼上,他的许多早期的作品就是在那里写成的。埃兹拉·庞德的工作室也在那附近,人们常能看到他戴着丝绒的贝雷帽走出走进。凯瑟林·安妮·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10]的公馆也在那里。

凯瑟林·安妮有一只长得很帅的名叫船长(Skipper)的公猫,它的女主人很会做菜,船长也就越来越胖。凯瑟林发明了一种瑞典式的运动系统,将滑轮挂在一棵树上,这样可以强迫船长在花园里锻炼身体,但是,船长天生就不是苗条的那种猫。

有一天,船长死里逃生,它坐在靠街的大门那里看路人过往,有一个女人居然要把它装进一个大筐里,幸亏它的女主人出来及时看到,她大叫道:“等一等,那是我的猫!”如果晚一分钟,那可就糟了。巴黎有许多肥猫失踪,因为他们是做兔肉煲的好材料。

我的朋友卡洛特·威勒斯[也就是詹姆斯·布里基斯太太(Mrs James Briggs)]曾经邀请凯瑟林·安妮·波特到巴黎的美国妇女俱乐部里去做过一次演讲,一般来说,我是不喜欢“演讲”之类的活动的,但是,她的演讲,就像她平时说出的话和写出的文章一样,非常精彩。后来,她也把演讲的打字稿送给我保存。

二十年代末,阿兰·泰特(Allen Tate)[11]取得了一笔奖学金后第一次来巴黎时,我们就成了朋友。现在,他带着妻子卡罗兰·泰特(Caroline Tate)重回巴黎,我常常和凯瑟林·安妮·波特一起与他们见面。我觉得这两位的作品虽然代表着完全不同的两极,但在当代文学中都很重要。如果要对他那一代诗人进行一个总结,我认为阿兰·泰特应该占到比较高的地位。这些诗人中,有一些也非常有趣,非常独特,他们的原创性很了不起,但是我读阿兰·泰特的诗作,就像阅读优秀的英国诗歌一样,让人心旷神怡。

塞纳河左岸的苏让别墅(Villa Seurat)是亨利·米勒(Henry Miller)活动的中心[12],从二十年代开始,文坛上就能听到他的声音,到了三十年代,他的声音更响了。他有一位长得像日本人的朋友,那是可爱的安娜斯·尼恩(Anais Nin)[13]小姐。有一天,他俩一块来找我,问我是否有兴趣出版他最近一直在写作的《北回归线》(Tropic of Cancer)。这是一本很有趣的小说,将文学与性爱相结合。我建议他将手稿给杰克·坎恩看看,坎恩欣然接受了这位文坛新秀的作品。坎恩一直喜欢那种赤裸裸的性爱主题,他出版了《北回归线》、《南回归线》(Tropic of Capricorn)和米勒的其他作品。我也喜欢米勒自己在苏让别墅出版的散文集《哈姆雷特》(The Hamlet),接着是一本书名很有庞德风味的小书《金钱以及它如何变成这样》(Money and How It Gets That Way)。我最后一次听到有关米勒中心的消息,是“一封致各色人等的公开信”,标题为《你要拿阿尔夫怎么办?》(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About Alf?)[14],阅读的人很快就会知道他到底想说些什么。

托马斯·伍尔夫(Thomas Wolfe)在《时光与河流》(Of Time and the River)出版之后没多久[15],就来到巴黎,也来了我的书店。他说麦克斯·伯金斯(Max Perkins)[16]给了他一张支票,然后把他送到开往欧洲的船上。他谈起乔伊斯对他的创作的影响,还说,他正在试图摆脱那种影响。毋庸置疑,伍尔夫是一位极有天赋的年轻人,但是对人情世故却有诸多不满。他到巴黎来时,带来一封给阿德莲·玛西(Adelaide Massey)夫人的介绍信,后来,是玛西夫人一直像母亲一样地照顾着他,而他也真是需要别人的照顾。

我亲爱的玛西夫人,是穷人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她的老家是弗吉尼亚州的米德堡(Middleburg)。她一边在英国学院(British Institute)学习,一边帮助玛丽·瑞芙修女(Sister Mary Reeves)进行慈善工作,她可是瑞芙修女的左右手,她还要抽时间到莎士比亚书店里当义工。[她现在仍然从事着由安·莫根(Ann Morgan)发起的救济工作,并因为她的贡献被授予勋章。]她对写作很感兴趣,但只局限于别人的写作。她其实也很有写作的才华,所有的人都认为她可以也应该从事创作,只有她自己不这么认为。

有一段时间我的书店里找不到帮手,玛西夫人每天都来救援。还有一段时间我年轻的助理经常感染一些孩子的疾病,玛西夫人总能来填补空缺,这让我觉得非常幸运。有一次,我出门好几天,等我回来时,发现莎士比亚书店的助理感染了麻疹,被救护车送到医院去了,而玛西夫人正忙着为整个书店消毒。

我一直没有足够的经费支付我的助理们一份像样的工资,所以他们来为我工作真是得不偿失。但是我很幸运,因为总是有朋友愿意来帮忙,他们不在乎我有多难弄,也不在乎我的书店里的诸多缺陷。

从我的书店开张之初,经过三十年代,直到四十年代,总有人愿意来做莎士比亚书店的助理。我的第一和第二任助理完全是为我做义工,她们是路西亚·舒伍夫(Lucie Schwoff)和苏珊娜·麦和比(Susanne Malherbe)。然后是玛西尼·莫丝乔斯,她在书店里工作了九年。我所有过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位专业的助理是简·凡·米特(Jane van Meter),现在是卡尔顿·辛曼夫人(Mrs.Charlton Hinman),她的丈夫是一位莎士比亚专家。我当时在巴黎的《先驱论坛报》上刊登一则找助理的广告,米特小姐前来应征,能有她当助理,真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

在三十年代后期,虽然战火近在眼前,我可爱的教女西尔维亚·彼特(Sylvia Peter)还是从芝加哥到巴黎来读书,并在我的书店里帮忙。接任她的是能力很强的埃莉诺·奥登伯格(Eleanor Oldenburger),然后是那位迷人的女孩普利斯拉·克特斯(Priscilla Curtiss),她临走的时候真让我难分难舍,如果不是战争迫在眉睫,她是会留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