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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施罗密特奶奶,一位酷爱书、理解作家的杰出女性,把敖德萨的家变成了一个文学沙龙——或许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希伯来文学沙龙。她凭自己特有的敏感意识到,孤独与渴求认知,羞怯与狂放,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与陶醉自我的自大狂妄,这些别别扭扭的组合驱动着诗人和作家走出书斋,你找我我找你,你挨我我靠你,找乐,调笑,放下架子,互相感受,手搭着肩,或胳膊搂着腰,谈天说地,争论不休,有点唠叨,有些好奇地查看别人的隐私,阿谀逢迎,意见不一,串通勾结,纠正偏误,生气见怪,道歉,修补,互相回避,再次寻找同伴。

她是完美的女主人,她在招待客人时朴实无华,然而优雅大方。她向众人呈上倾听的耳朵,承受的肩膀,好奇羡慕的眼神,同情的心灵,自己用鱼做的佳肴,冬天晚上一碗碗热气腾腾有滋有味的烩菜,入口即化的罂粟籽蛋糕,从俄式茶炊里倒出的一碗碗滚烫的热茶。

爷爷的工作是以专业水平倒利口酒,给女士们供应巧克力和甜蛋糕,给男士们供应呛人的俄国烟。时年二十九岁的约瑟夫伯伯从阿哈德·哈阿姆那里接手《哈施罗阿赫》的编辑工作。《哈施罗阿赫》乃现代希伯来文化的一份重要刊物(诗人比阿里克本人曾做过编辑),从敖德萨时期就开始裁定希伯来文学,按照自己的标准来褒贬作家。琪波拉伯母陪他去参加他弟弟、弟媳家里的“社交聚会”,用羊毛围巾、温暖的大衣和耳套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门纳哈伊姆·尤西施金,犹太复国主义先驱,热爱锡安运动领袖,装束整齐地亮相了,他的胸脯像野牛一样挺得高高的,嗓音像俄国总督一样粗哑,像沸腾的俄国式茶炊那样兴高采烈。随着他的到来,整个房间一片沉静:大家出于尊重不再说话,有人会站起身给他让出座位,尤西施金会以将军般的步态大踏步穿过房间,他叉开双腿,豪爽地坐在那里,用手杖敲两下地板,表示允许沙龙谈话继续进行。甚至切尔诺维茨拉比(人称拉夫·扎伊尔)也是个常客。还有个胖乎乎的青年历史学家,曾经向我奶奶求爱。(“但高雅女子难以同他接近——他非常睿智,有趣,但衣领上总有各种各样令人讨厌的污渍,他的袖口满是污垢,有时你可以看到一块块食物残渣夹在他的裤线里,他是个彻头彻尾的邋遢鬼!”)

偶尔,比阿里克会在晚上来串门,他脸色苍白中带着忧郁,不然就是颤抖中含着冷峻与愤怒——或与之截然相反,他也能成为晚会的生命和灵魂。“而那时!”奶奶说,“他怎么竟像个孩子!一个真正的无赖!没遮没拦!那么有伤风化。有时他会用意第绪语和我们开玩笑,直至让女士们面红耳赤,乔尼·罗尼茨斯基会朝他叫喊:‘咳,嘘!比阿里克!你怎么回事!啊!够了!’”比阿里克好吃好喝,他喜欢快快乐乐,他用面包和奶酪填饱肚皮,接着又干掉一块蛋糕,一杯热茶,一小杯利口酒,而后他会开始一首接一首用意第绪语唱小夜曲,表达希伯来语言的奇妙以及他对希伯来语的深爱。

诗人车尔尼霍夫斯基也闯进沙龙,光彩照人却显腼腆,充满激情而敏感易怒,能征服人心,用孩子般的纯真感动人,像蝴蝶一样脆弱,但也令人痛苦,甚至毫不自知便把左中右的人都给伤了。而真实情况呢?“他从不蓄意伤人——他那么纯真!心眼好!一颗不知何谓罪恶的童心!不像一个忧伤的犹太孩子,不像!像个异族人的孩子。充满生存之乐,淘气顽皮,精力充沛!有时他刚好像个初生牛犊!如此一头快乐的初生牛犊在四周跳来跳去。在众人面前扮演滑稽角色!但只是有时候这样。有些时候他来时痛苦不堪,立即使每个女人都想去关心他!所有的女人!老老少少,已婚的,未婚的,相貌平平的,漂亮可爱的,都感到有种隐隐的冲动去关心他。这就是他的力量所在。他甚至不知道他拥有这种力量——如果他知道,就不会这样来对待大家了!”

车尔尼霍夫斯基喝下一两杯白兰地后,情绪高涨起来。有时他会开始读自己创作的诗,诗中洋溢着欣喜与忧伤,使房间里的每个人与之一同伤心,或者为他伤心。他狂放不羁的举动、浓密的鬈发、杂乱的胡须,他所带来的女伴,这些女孩并不都特别聪明,甚至不全是犹太人,但都很美丽,秋波荡漾,没少引起人们品头论足,激起了作家们的羡慕之情——“身为女人,我跟你说,”奶奶又发话了,“女人在这样的事情上不会错,比阿里克惯于坐在那里这样看他……看他带来的异族姑娘……倘若比阿里克能够像车尔尼霍夫斯基这样生活上一个星期,他情愿少活一年!”

激烈争论涉及希伯来语言和文学的复兴、革新之局限、犹太文化遗产与民族文化之关系、同盟会会员、意第绪主义者(约瑟夫伯伯以争辩的语调称意第绪语为“胡言乱语”,平静下来后称之为“犹太德语”)、朱迪亚和加利利地区的定居点、赫尔松或哈尔科夫犹太农民的老问题、克努特·哈姆孙和莫泊桑、强权与社会主义、女人和农业等诸多问题。

1921年,也就是十月革命四年后,敖德萨在红与白的血腥战争中历经数次权力交替,我爸爸也终于从女孩变成男孩有两三年之久,奶奶和爷爷以及两个儿子飞往维尔纳,当时维尔纳一部分领土归波兰所有(尚未属于立陶宛)。

爷爷不喜欢共产主义者。“别和我谈论他们,”他经常嘟哝,“咳,有什么呀,即使在他们掌权之前,在他们走进人家的房子之前,在他们梦想成为国家机器成员和人民委员之前,我就对他们了如指掌。我记得他们以前的模样。咳,有什么呀,他们差不多都是犹太人,形形色色的犹太人,你有什么办法。但他们不过是出身于最纯朴家庭的犹太人——咳,有什么呀,市场上贩鱼的,我们一般称他们是紧紧粘在锅底上的沉渣。托洛茨基注——什么托洛茨基,哪个托洛茨基,列夫·布隆施泰因,亚诺夫卡一个名叫多维多扒手的儿子——这群人变身革命者,咳,有什么呀,穿皮靴,腰带上别着左轮手枪。他们就这样走上大街,把财产充公。咳,有什么呀,当然有一两个异族人跟他们干,也是底层出身,来自海港,他们就是这样一帮人,咳,有什么呀,一群穿臭袜子的人。”

布尔什维克革命五十年后,他的这一态度也没有改变。以色列军队在“六日战争”注中征服了耶路撒冷老城,几天后,爷爷建议国际社会现在应该协助以色列,“非常尊敬,毛发无损,秋毫无犯”。让黎凡特阿拉伯人回归到他们的历史家园,他称之为“阿拉伯家园”:“就像我们犹太人回到咱们的故乡一样,他们应该荣归故里,回到他们出生的阿拉伯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