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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父亲晚上退到了厨房。他试图读书,或把书和笔记卡片摊在破损的油布上,稍微工作一会儿。但是厨房又狭小又窄仄,他在里面感到压抑。他是个好热闹的人,喜欢争论逗趣,喜欢光,倘若让他夜复一夜坐在令人沮丧的厨房里,没有巧妙的文字游戏,没有历史或政治争论,他的眼睛里就会蒙上一层稚气的愠怒。

妈妈突然放声大笑对他说:

“去吧,去吧,到外面玩会儿吧。”

她加了一句:

“只是要多加小心。什么人都有。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你那样善良直率。”

“你在说什么呢!”父亲生气了,“你疯了吗?孩子在呢!”

妈妈说:

“对不起。”

他每次出去之前,都要征得她的同意。每次出去之前都要做完所有家务:把买来的东西安排妥当,洗碗洗衣,把已经洗好的衣物晾起来,再把已经晾干的拿进屋。接着,他会擦鞋,洗澡,喷些他给自己新买的须后水,穿上一件干净的衬衫,仔细挑选一条合适的领带。已经拎起了西装外套时,他会弯下腰对我妈妈说:

“你真的不介意我出去会会朋友,跟他们聊聊政治形势、谈谈工作?跟我说实话。”

妈妈从来也不反对。可当他试图告诉她去什么地方时,她坚决不肯听:

“阿里耶,只是你回来时轻一点。”

“我会的。”

“再见。你走吧。”

“你真的不在乎我出去?我也许会在外面待到很晚呢?”

“我真的不介意。你愿意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

“你还需要什么吗?”

“谢谢。我什么都不需要。阿摩司在这儿照顾我呢。”

“我会早点回来。”

又是一阵略带犹豫的沉默:

“那么好吧。行了吗?我就走了?再见。希望你感觉好点。尽量上床去睡,不要在椅子里睡觉。”

“我尽量。”

“那么晚安?再见了?我会早点回来,我保证回来时轻一点。”

“去吧。”

他抻抻西装,正正领带,走了,他经过我的窗前时哼着小曲,声音温和,但跑调跑得吓人:“路漫漫,曲曲弯弯,你离我如此遥远,比明月还要遥远……”要么就是“你的眼睛,你的眼睛,在诉说什么?你的眼睛默默无语……”

偏头疼令她失眠。医生开了各种各样的安眠药和镇静剂,但都无济于事。她害怕上床睡觉,终夜在椅子上度过,身披一条毯子,一个靠垫放在头下,另一个靠垫挡住了她的脸。也许她试图那样睡觉。一丁点儿干扰便令她惊悸,无论害相思病的群猫们的哀嚎,还是远方谢赫贾拉或以萨维亚地区的枪声,抑或边界那边阿拉伯耶路撒冷光塔凌晨时分传来的宣礼员的唱颂。要是父亲关掉了所有的灯,她则害怕黑暗;要是他不关走廊里的灯,则会加剧偏头疼。显然他快半夜了才回来,情绪高涨,但羞愧难当,发现她依旧醒着坐在椅子里,干枯的眼睛凝视着黑暗的窗户。他会询问她是不是需要茶或者热牛奶,祈求她上床睡觉,索性建议让她坐在椅子里,也许这样可以使她最后还能睡上一会儿。有时,他感到十分愧疚,跪在那里给她穿上毛袜,万一她的脚着凉了呢。

他半夜回到家里,有时会痛痛快快地洗个澡,兴高采烈地小声唱歌,即使走调也不在乎。“我有一座花园,我有一口水井”,唱到一半突然自己止住,立刻沉默下来,充满了羞愧与困惑,他满怀内疚默默地脱下衣服,穿上他的条纹睡衣,轻轻地再次问她需不需要茶、牛奶或者冷饮料,也许再次引诱她躺在床上,躺在他的身边,或者躺在他睡觉的地方。祈求她驱除不好的想法,想些愉快的事情。他上床把自己裹在毯子里后,提出了她可以想的种种愉快想法,最后像个孩子似的带着这些愉快的想法进入梦乡。但是,我想象他会带着责任感,夜里醒上两三次,检查坐在椅子里的病人,给她拿药,倒杯水,给她盖盖毯子,再回去睡觉。

冬末,她几乎不再吃东西。有时她在茶里泡块面包干,说这已经足够了,她觉得有点恶心,没有食欲。别为我担心,阿里耶,我几乎动都不动。我要是吃东西,就会胖得像我妈妈一样,不要担心。

爸爸伤心地对我说:

“妈妈病了,医生们检查不出来她得了什么病。我想请些别的医生,可她不让。”

还有一次他对我说:

“你妈妈正在自己惩罚自己,就是为了惩罚我。”

亚历山大爷爷说:

“咳,那有什么。精神状态。抑郁症。总有一些怪念头。这证明心依旧年轻。”

莉兰卡阿姨对我说:

“你也不易啊。你是这么聪明伶俐、多愁善感的孩子,有朝一日你会成为作家。你妈妈对我说你是她生命中的一缕阳光。你真是一缕阳光。不像某人,幼稚的自私自利使得他此时到外面采摘玫瑰花蕊,未曾意识到他这样做只能把事情搞得更为糟糕。没有关系。我现在是和自己唠叨,不是和你。你是个有点孤单的孩子,也许现在比平时更加孤独了,因此不管什么时候你需要和我进行知心谈话,不要犹豫,请记住,莉兰卡不止是妈妈的一个朋友,只要你允许,我也是你的一个好朋友。一个不是用成年人看待儿童的方式来看待你的朋友,而是一个真正的志趣相投的朋友。”

我也许明白,莉兰卡阿姨说的“到外面采摘玫瑰花蕊”指的是父亲经常在晚上去看朋友,尽管我无法明白在鲁德尼基拥挤不堪的小房子里,挂着秃鸟和松果鸟,餐具柜后面的玻璃门后有一堆酒椰编的动物,或者在阿布拉姆斯基那可怜而失修——因为他们一直哀悼儿子,几乎顾不上打扫收拾的住宅里,她所指的玫瑰花蕊究竟是什么样子。也许,我猜测在莉兰卡阿姨所说的玫瑰花蕊中有些东西不可能。也许正因如此,我不想了解,不想与父亲一丝不苟地擦鞋或他新买的须后水联系起来。

记忆欺骗了我。我现在想起曾经完全忘却了的事情。我重又想起十六岁那年发生的事,而后又再次忘记。今天早晨,我想起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事件发生之前的往事,离今天有四十多年了,仿佛一轮旧月映现到窗玻璃上,又从玻璃上映现到湖面,记忆从湖面撷取的不是映像本身,映像本身已经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是一堆白骨。

是这样。现在,在这里,在阿拉德,在一个秋天早上六点半,我冷不丁看到轮廓极其分明的一幅画面:1950年或1951年冬日午饭时分,天空阴云密布,我和朋友鲁里克沿着雅法路走到锡安广场附近,鲁里克轻轻捅捅我的肋骨悄悄地说,嗨,你往那边看,坐在那儿的不是你爸爸吗?咱们赶紧溜吧,免得他看见并意识到我们逃了阿维沙的课。于是我们逃之夭夭,但是离开时,我透过西海尔咖啡馆前面的玻璃,看见父亲就坐在里面,放声大笑,一个女人背朝窗子和他坐在一起,父亲抓过她一只手——她戴着一只手镯——放在自己的嘴唇上。我从那里逃离,从鲁里克的眼前逃离,从那以后我从未完全停止逃离。